优秀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来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远古就存在，因为它对于各国、合民族人民都是有利的，从来都是势不可挡的。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和统一新疆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大化交流加强了，中国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容器、漆器以及大黄等药材、排萧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从新疆或通过新疆，西方的良种马(天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我国内地，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筹多种乐器传入了内地。西方的宗教一佛教、景教(圣督教的一支，属于聂斯脱里派)、袄教也传入了;伊斯兰教的传入，海路虽较陆路为早，但由陆路传入的影响却甚大;而今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丰富中国与西方合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对于这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这名称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间商品的流通，是通过各国的商人进行的。这些商人们的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并不像马拉松运动员，由起点一直跑到终点;却很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逐站传递。中国丝绸运销希腊、罗马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中间要经过汉族商人、新疆各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腊。罗马的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腊、罗马的市场上销售。在各国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别活跃的，在新疆各城市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点。汉族商人也在新疆从事商业活动。在英国人包尔欧编译的《新疆出土怯卢文简牍》之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从长安到终点站之间的许多城市，都起着中继站的作用)河西四郡和新疆的主要城镇也都起着这样的作用。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

在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的交融，实际上包括若国外与国内两个部分。古代的新疆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方，许多由西方传来的文化，一般都先传到新疆，再传入内地;许多由内地情出国外的文化，一般也是先传到新疆，再传到国外。譬如，许多农作物、乐器以及佛教等传入内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内地的丝绸、冶金技术传在国外也是这样。

用譬喻说明问题，好处在于能给人们以形象鲜明的印象，但同时也有可能使人们产生错误的理解。上面用接力要譬喻经济文化交流的憎况，就存在有这方面的缺点。因为经济文化交缸的中继站之间的距离是不相等的，在交流中有可能越过一个或几个中继站，而接力赛中支出的接力棒站站都是一模一样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却远为复杂，特别是精神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区，往往便染上了备该地区和民族的特点：

关于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有两种说法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一种说法把古代新回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估计得过低：另一种说法则夸大了西方文化对新疆的影响，同时又贬低了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持前一种观点的人，有外国学者也有中国学者。这里只讲一个例子，有位著名的西域史学者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说什么“故自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余绪，龟兹本国固无文化，，又说“龟弦文化实力得诸印度”等等。这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错的。全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只有高低之分，并无有无之别。“固无文化”的民族在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我们着来，古代龟兹不仅有文化，而且有很高的文化。即以龟兹乐舞而论。诚然龟兹乐中曾吸收了印度乐器——四弦琵琶、贝蠡、铜鼓等以及印度佛曲，同时龟兹乐中也吸收了汉族乐器——笙、排箫、筝与鸡娄鼓伴奏的鳖鼓以及我国羌族的笛和羯人的羯鼓，但是这恰恰是龟兹文化很高的表现。地处古代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荟萃地带的龟兹地区，同时受到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龟兹本身没有较高的文化，就没有条件同时接受发展水平很高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正是由于古代龟兹人具有远见卓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才勇于吸收先进文化，创造出了在音乐舞蹈史上大放异彩的龟兹乐舞。著名的唐朝翻译家和旅行家玄奘曾称赞鱼兹乐舞“特善诸国”，特善云者，特别好也，诸国云者包括西域各国也。这个很高的评价得自目睛耳闻，应该说是可信的。龟兹乐舞自南北朝传人内地后，对我国的音乐、舞蹈、戏剧、宋词、元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龟兹乐传到日本、朝鲜、缅甸、束埔寨等国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夸大西方文化对古代新疆影响的人们当中，有些是怀有偏见的学者，有些则是为沙俄和英国侵略新疆服务的殖民主义辩护士。由于后者不同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姑置不论，现在仅对前者谈一点个人的意见。这里我们就以一位著名学者所著《中亚文化史》一书为例。作者在这本书里，只承认唐朝以后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而不承认唐朝以前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汉时龟兹王绛宾曾娶解忧公主的女儿为奏，夫妇同至长安学习汉族的礼乐典章，回到龟兹后曾按照汉族的礼乐典章性事。3世纪末以前，和阗地区的货币一和阗马钱(汉祛二体钱)上，有汉文和祛卢两种文字。从南北朝到隋朝，高昌国的学校里是学习“四书”、“五经”的。最晚到南北朝时期养蚕缫丝的技术已由内地传到新疆了。造纸和内地的耧等先进技术和农具也都传到了新疆。这一类事情可以举出很多。唐朝以前汉族文化对新疆不是没有影响，而是有很大的影响。

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这些城镇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与海运大开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况相比拟。

(四)河西四郡促进了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西汉政府设且河西回郡后，这片古老的游牧区所以能够地速变为新兴的农业区，是有其特别优越的条件的。首先，由内地移居到这里的移民，主要是汉族农民，他们是带着内地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到这里来的。移民的成员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从焉。”下贫当然指的是贫苦农民，“抱怨过当”和因反抗封建统治而校目为“悖逆亡道”的人，也都主要是农民。这些在内地缺地、无地的农民，到了河西地区之后，面对千年沉睡的肥沃荒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迅速地发展起了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这也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以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其次，这里的农业是灌溉农业，不受旱涝灾害的威胁，农业生产在未失去水土平衡以前，是可以稳定地发展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县的年降水量分别为174毫米、116毫米、82毫米、29毫米，因此光靠大气降水(雨、雪)是不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得天独厚的是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滋润着河西大地，可以引水灌田，在自然地理上河西与新疆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河西和新疆有一种传统的流行的说法)说什么“高山雪灌田畴”，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好像无山和祁连山里有着无尽冰雪可资融化似的。其实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年降水量都是比较高的。据天山中段三十山区气象站的观测：年降水量都在500毫米以上，大致相当于我国华北地区的年降水世。如果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没有较高的年降水量，就不会有众多的河流从天山和祁连山中流出。正是由于有着这些河流，才保证了在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