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为康有为撰写过墓志铭的吕振文，在1938年变节求荣当了汉奸，成为日占当局控制下的青岛治安维持会九名委员之一，后来又先后出任伪青岛特别市财政局长、土地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吕振文为人气节固然令人不齿，但由此也可得出，“日本人下毒”之说应当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除去上述种种猜测之外，关于康有为的死，还有一种比较离奇的说法。《万象》六卷九期曾刊出毛丹先生《康有为晚年》一文，转述台湾老报人关于康有为请德国医生移植猴子“青春腺”于自身的奇闻。文章说道，当年康有为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说俄国外科医生沃罗诺夫研究多年的返老还童术已获成功。他把类人猿的睾丸成功地移植到老年男性身上，可以使人明显年轻，记忆力、性机能等方面都大大增强，80岁的老翁可以策马驱驰……康有为读至此，抛书拍案而起，高喊：“大清有救了！”

为避人耳目，康有为暗中通过至交、上海名医江逢治奔走，重金延聘擅长此术的德国名医冯·施泰勒为他移植睾丸。手术那天，康有为只带了一个仆人前往诊所，德国医生选取了一只年轻公猿的睾丸为其置换。手术成功后，康有为自我感觉甚佳，体力明显增强，步履轻捷，读书写字无丝毫疲劳，食欲也大增。

但好景不长，不到一月，其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精神日渐萎靡，身体也每况愈下。施泰勒闻讯而逃。康有为一怒之下，向法院起诉施泰勒“妖术欺世”，但未及法院开庭，即于1927年初匆匆离世。此种说法比较荒谬，且无任何佐证。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对大清朝的“忠诚”。

死后因“国学大师”而遭罪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康的“国学大师”身份以及“保皇派头子”的头衔，遭到了“革命大批判”的“红色风暴”。1966年8月，青岛市第五中学红卫兵打着红旗，路上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到康的墓地掘坟开棺。但挖了一上午进展不大。中午学生们去吃饭了，留下一位姓赵的老师在此看守。

据目击此过程的人事后回忆：在掘开后的墓里面，有一个照壁似的石头墙壁，高约1.5米，上面有四块独立的石头，刻有“国学大师”四字，每个字上都涂了红漆。石壁上方的平面，镶嵌着十多根两米长的石条，石条凿制时已设计咬合齿，石条之间咬合严密，几乎不留缝隙，当初康的棺椁就是由此悬下去的。在石拱门镶嵌着一块拱形石碑，高约80厘米，厚约35厘米，黑色，学生将此碑左上角砸掉，钻入之后，整座墓穴才被打开。棺木为红松，约4厘米厚，带有搬动用的扶手，棺材被打碎，暴露出白骨。与康有为同时死亡的3岁幼女尸骨未动，仍丢在墓穴内，学生从墓中拿出一串珠子，一把金锁，这把金锁是美国华侨送的，正面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则是“国学大师”，康有为左右手中均有一枚金币，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还有一枚玉佩。康下葬时身穿中山装，右脚边有一沓蟒袍玉带和很多清朝服装，蟒袍玉带上的金丝随风飘舞，有的就缠在槐树上。墓穴里还有一小石碑，上刻康有为四子三女的名字。学生将康的骨头扬了一地。当时，坟墓前还有一石头供桌，长约1.5米，厚约80厘米，雕有四条腿，供桌的后面就是石碑。

待康有为的头骨被掏出来之后，红卫兵们把它绑在木棒上，游街示众，并高喊“打倒中国保皇派的祖师”。忙乱中还丢掉了下巴骨。其时，正逢青岛博物馆与青岛市红卫兵总部联合举办“造反有理”展览会，负责人王集钦看到造反派如此对待康氏尸骨，便以摆展览为名要求红卫兵将头骨送到展览会，以便加以保护。开始有人写了一个“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的说明牌，在王的一再要求下才改为“保皇派康有为的头颅”字样。展览结束后，康的头颅被扔在了台阶上。王找了一个木箱，将头骨放进去，又钉上盖子，冒着随时可能被打成“保皇派孝子贤孙”的危险，把它藏在办公室里。1984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在浮山南麓(今青岛大学旁)决定重修康有为墓，并四处寻找康的头骨，王集钦这才将它献了出来。

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巨变，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康有为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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