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梁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请问，手诏既然已经焚毁，怎么能知道手诏的内容呢?送有毒的点心，谁曾亲见呢?金梁告诫我们，应该坚决摈弃这个谬说。

学者张孟劬也认为：“近代无实文人最喜依托宫闱，增成其说，凡笔之书者，大都流言委琐，羌无故实，而尤莫甚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夫既云显庙手敕焚毁，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经见?”

金梁和张孟劬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因为慈安死得太突然，对于她的死，当时人也是有怀疑的。

据说御医薛福辰即持怀疑态度。《清稗类钞》记道：

孝贞后崩之前一夕，已稍感风寒，微不适。翌晨召薛福辰请脉(医士为帝后诊脉称请脉)。福辰奏微疾不须服药，侍者强之，不得已为疏一方，略用清热发表之品而出。是日午后，福辰往谒阎敬铭，阎留与谈。日向夕，一户部司员满人某，持稿诣请画诺。阎召之入，画稿毕，某司员乃言：“出城时，城中宣传东后上宾，已传吉祥板(禁中谓棺曰吉祥板)矣。”福辰大惊曰：“今晨尚请脉，不过小感风寒，肺气略不舒畅耳，何至是?或西边(西太后)病有反复，外间讹传，以东西互易耶?”有顷，内府中人至，则噩耗果确矣。福辰乃大戚，曰：“天地间乃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

这是当时人记载的薛福辰的反映。不过，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御医薛福辰并没有为慈安诊脉，所以，有关薛的记载是不足为凭的。

据说军机大臣左宗棠也持怀疑态度。《清稗类钞》记道：

于时左宗棠方长军机，次晨又入，与本列语孝贞病状，左顿足大声曰：“吾昨早对时，上边语言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恭王在庭，亟以他语乱之。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九月授两江总督离开军机处，此时正在军机处。左宗棠的怀疑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个记载不是出自左宗棠本人。我们无法证实左宗棠是否说了这样的话。即使左宗棠说了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慈安患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突然死亡就不足为奇了。

二日记的权威记录

其实，记载慈安死亡前后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当时任毓庆宫行走，是光绪帝的师傅，参光绪帝的师傅翁同。与国家机要大事。而且，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仪。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是权威记录。

初十日记道：

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戈什爱班等皆请安，余等稍迟入未及也……夜眠不安，子初(23时许)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慈安)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

十一日记道：

子正(24时)驰入，东华门不拦，月明凄然。入景运门，门者亦无言，徘徊乾清门下，遇一老公、一侍卫，皆言微有所闻而不的。诸门下锁，寂无人声。出坐朝户，燮臣来，景秋翁来，云知会但云病势甚危。须臾诸公陆续来，入坐内务府板房，枢廷在彼，伯寅、绍彭皆来，犹冀门不开或无事也。待至丑正三刻(2时45分)开乾清门，急入，到奏事处，则昨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11—13时)一方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13—15时)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17—19时)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19—21时)仙逝云云。始则庄守和一人，继有周之桢，又某共三人也，呜呼奇哉(初九日方未发)。诸臣集南书房(即摘缨)，余出告同仁并谕诸司速备一切，诸司亦稍稍来，余出入景运门凡二次。日出起下，军机一起，已而传旨，惇(惇亲王奕)、醇(醇亲王奕)、惠(惠亲王绵愉)三王、谟公(伯彦纳谟祜)、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毓庆宫、南书房、内务府大臣同至鈡粹宫哭临。请旨入殿否，曰入。偕诸公历东廊而东，至宫门长号，升阶除冠碰头，伏哭尽哀。灵驭西首，内臣去面幂令瞻仰，痛哉痛哉。即出，已辰末(9时)矣。归家小憩，而司官来回事不断。做白袍带，以青袖蒙袍，派定夹杠人数(总办八人，帮办二人，于五更时议定，令司官特回，全师照发)。午正(12时)复入，青长袍褂，由牌楼门穿而西，先看幡竿等，到朝房小坐。始见谕旨，派惇亲王、恭亲王、贝勒奕劻、额驸景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灵桂、尚书恩承、翁同龢，恭理丧仪。遂入慈宁宫与内府诸公坐上殿，看金匮安奉正中(甚大，时灵驭已移至宫，安奉于金匮之西)，看朝帘，殊合式。出再至朝房，良久复入，至门外，宝相于典礼旧事皆茫然，问礼王亦云不记。归时惇邸并立，乃与议定带桌子，带喇嘛。未正二刻(14时45分)，大敛毕，开门。余随诸公带饽饽桌子入，至檐下，宫人及内府妇人陈设毕，上由东箱来奠，余等随跪(一叩三叩)，哭不停声，上起还宫。撤桌出至门外，喇嘛入啭咒，余等复入，咒毕出。无事矣，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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