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决靳荣等人的第二天，朱瞻基对随其亲征的人员按官阶大发赏钱：公三千贯、侯二千五百贯、伯二千贯;都督一千贯、都指挥五百贯、指挥四百贯、千户镇抚三百贯、百户所镇抚二百贯、总小旗将军一百五十贯、军士校尉力士各一百贯。文职官六品以上如武职例，七品八品一百五十贯，九品以下一百贯。厨役五十贯。病故溺死官军加半倍给其家人。接着又在九月十二“赐随征乐安州还京文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六千八百五十人宴于奉天门。加赐扈从文武官军旗校人等彩币绢布：公，彩币六表里;侯、伯五表里;都督、尚书四表里;都指挥及文职三品、四品一表里;指挥，绢二;文职五品以下及千百户、镇抚将军、力士校尉旗军绢一;厨役绵布各一”。九月二十一，又命法司及锦衣卫，将所缉捕的乐安州“同逆”亲属分赏给功臣及三品以上的文臣家中做奴婢。(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封建社会“谋反”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在此期间，九月十九日，朱瞻基还将原来在乐安附近的军队进行了调防，将青州中护卫(其指挥王斌被认定为朱高煦的主要党羽)分拆到辽东各卫，将原乐安千户所调去了甘肃。

在如此忙碌之余，朱瞻基还殚精竭虑地亲自写了一篇《东征记》(按：从北京至山东乐安本为向南而来，不知这位皇帝是否一直掉向)，详细记述了朱高煦的种种罪孽和朝廷“不得已发兵”的原委，于九月二十二日让群臣传阅。

朱瞻基做了这么多，究其根本，应该是不让人们对他劳师动众进行的这次亲征有任何质疑，同时也是进一步坐实朱高煦的反叛罪名，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此，罪名定了，同逆也杀了，就容不得朱高煦再做任何辩解，也不会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然而，只有朱瞻基自己清楚，他这样给未曾夺过一城一池、未曾杀过朝廷一官一卒的亲叔王硬性定罪，并大动干戈地跑到乐安将其缚来，内心是不是亏。在崇尚尊长和孝道的封建社会，作为一国之君，如此对待为江山立下过盖世之功的自己的亲叔父，如果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充分理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但他为了削藩，剪除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异己势力，还是一意孤行地这样做了。既然做了，就只能做到底，做到不容质疑。

或许正因为朱瞻基内心存在着一些难以言说的矛盾，在他主动宣示自己亲征叔王行为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同时，却不愿意别人更多地搅和进来。因此，当他班师归京的第二天，面对文武群臣上表，要行庆贺大礼时，他就以“此国家之不幸也，何以贺为!”来制止了。九月二十八，又有鲁王朱肇煇启奏，要为他“亲率六师讨叛逆以安宗社”，请诣到北京皇宫恭贺，他更深叹一句“此家之不幸事也，中心愧之，何用贺为!”(按：此句中的“中心”，意同“内心深处”。)随后，诸王有奏请来京恭贺者，一律被回绝了。试想，诸王与汉王朱高煦、宣德皇帝朱瞻基一样，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脉血亲，一句“中心愧之”掩藏了多少难以名状的心境和内幕，只有让听者去咂摸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