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前辈在讲述牛兰案时，曾无限感慨地说：“连人赃俱获的案件都可以扭转乾坤，试问，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李士群从中尉到部长的突然发迹的奇迹，同样也是由这个万能的苏联国家机器创造出来的，如果一定要用奇迹这个词来概括李士群的发迹，那么这奇迹的创造者不是李士群个人，而是他置身其中的那个苏联间谍网。苏联强大的国家机器，才是李士群奇迹的真正创造者。”这是前辈所给予的一个关键性的提示，沿着这个提示的逻辑取向，必然会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1928年李士群学成归国，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实质上他已脱胎换骨地变成苏军情报总局的外籍情报员，而根据苏军情报总局的规定，该局情报员必须是苏共党员。所以，这时的李士群，他的效忠对象是苏共、苏军情报总局，而不是中共。

凡李士群参与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连串不解之谜，在这些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问号里面，一个最大的问号，倒是对他真实身份的认定。因为，来自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的所有悬念，最终都聚焦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焦点：他是谁?他为谁服务?他为谁而死?他的一生，时至今日，那些谜团仍困惑着有志于寻求历史真相的探索者。

中共中央特科是他特工生涯的见习基地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的特工机构：特别行动科(俗称特科)，1927年11月特科正式成立。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有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局特务工作处”，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建立特科，反映出周性格的另一面，周恩来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互相侦查。据《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 一书透露，中共“中央特科的任务是：与社会各阶层中共产党的同情者建立联系，同奸细和叛徒做斗争，监视秘密接头地点。建立全国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1928年，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赞同建立特科，周恩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起了积极作用。”中共六大通过决议，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模式，建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反间谍委员会”，上述中共的情报机构都“尽可能同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合作”。

特科的主要声誉还是来自约有40多名成员的红队。这支红色复仇队，装备精良，有手枪、催泪瓦斯、手榴弹、冲锋枪、机关枪、轿车、摩托车和许多带有假牌照的自行车。红队的建立，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因为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许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党员从1927年11月5万人缩减为1万人，许多党组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中绝大部分被捕人员向当局自首投降(据1933年秋至1934秋的资料显示，中共被捕者4505人中，约有4213人变节，占94%，甚至包括不少领导干部在内，如临时中央局三位常委之一的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委员红队领导人顾顺章、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等)。为了遏制叛变逆流的蔓延，红队决定对一批造成极大危害的叛徒、奸细、密探判处死刑，白鑫、范争波、何家兴、何芝华等许多叛徒先后成为红队的锄奸对象，由于红色恐怖行动的示范效应，红队曾使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谈虎色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