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与傅斯年是多年的好友。在北大就学时，他们一同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一同参加五四运动，罗家伦到欧洲游学时，两人又常在一起探究东西方学术的门道。他们走的均是文史路径，天赋很高，但傅斯年做学问比罗家伦更扎实，且为人胆气更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接连喝退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傅斯年也能够保持士人的风骨，刚直敢言，不亢不卑，他从不涉迹官场(依照北大进德会的章程，他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大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不算做官)，尤其难能可贵。罗家伦与蒋介石结缘甚早，北伐时做过后者的政治秘书，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倚重非比寻常，但他的仕途发展却略显平淡，主要是性格使然。罗家伦做人做事过于高调，城府不深，从不隐藏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意无意间就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谁都清楚他是蒋石夹袋中的亲信角色，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官场，那些精刮的“摸鱼高手”自然而然将他视为劲敌，他要跻身政界要津，难度反而有增无减。

聪明人做大事未必能够成功，做大使则可能深孚众望。罗家伦的智商够高，他出任过国民政府首任(也是唯一的一任)驻印度大使，得到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很高的礼遇。印度政要、国会议员踵门求见，向他请教如何制定新宪法，印度国旗上的核心图案居然也是由他一语定夺的，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孤例。当年，印度国旗上的核心图案欲采用甘地纺织土布的纺纱机。罗家伦参详之后建议去掉织机上的木头架子，只保留那只圆轮(恰好神似阿育王的法轮)，表示生生不息。这个秉承简约主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优选方案一经罗家伦提出，印度政府很快就欣然采纳了。然而感情归感情，政治归政治，1949年底，印度与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罗家伦黯然卸任。

罗家伦退处台湾岛，仍未消停，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张汉字简化，立刻招来一身腥一身蚁。廖维藩与一百余名“立委”联名，控告罗家伦是国民党的不良分子，“和中共隔海和唱，共同为民族文化罪人”，“类似匪谍行为”。罗家伦帮忙没帮到，倒帮出涔涔冷汗来。后来他手握党史、国史诠释大权，也弄出不少纰漏，遭到吴相湘等史学家的诘问和批评。花甲之后，罗家伦的智力衰退较快，这可能是他力不从心的原因。

功名自有定数，强争不来，强取不到。罗家伦混迹官场，一直未能跻身于核心的党政部门，功绩仍属教育为多，虽然他在大学任校长的时间充其量不足十三年，但他主持的改革卓有成效，惠及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在“一寸血肉，一寸山河”(他的诗句)的抗战时期，罗家伦所作的系列演讲，所写的书，及时鼓舞了士气，激励了人心，这个成绩也是不容抹杀的。当国民党政府“漏船载酒泛中流”，无可挽救地沉沦时，他在政治上的种种努力就微不足道了。总而言之，罗家伦的人生不如好友傅斯年那样波澜壮阔，他走的是一条缓缓的下坡路，五十岁后即泯然众人矣。嘲笑罗家伦的多为海峡两岸的名手，他屡遭责难而从不反唇相讥，能够唾面自干，这样的君子风度自是很不寻常。至于蒋介石为他题写的挽词“学渊绩懋”，究竟应该打几折，就肯定言人人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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