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来想进抗大，那时还不知道有中央党校，组织部接待人员考虑、斟酌后，把我们分配到了中央党校。

在五班里，我做的笔记最好，一些老干部下课之后，想留下一点东西，都要来和我对笔记。

那个时候，追求真理啊!我虽然在白区看了一点书，有一点知识，但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党的建设中有什么问题，我并没有实际的认识。在几个月里，虽说学习只是初步的，但对我来说，每堂课都是丰富的精神美餐。 在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几次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这是我在党内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两条路线斗争，闻所未闻啊。我们看到，张国焘那么大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只要有错误，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对他进行批评。在批评他的时候，还是讲文明的，让他坐桌子旁边，可以喝水、抽烟。那时，还不兴让被批评者站起来那一套。我只是感觉到，这样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让人的面子很难过得去啊。后来，张国焘跑了，在延安城里召开过几次揭批张国焘的积极分子会议。党校有些人去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听了毛主席、张闻天、廖承志和朱光的讲话。

在这期间，还听过毛主席的一些讲话，有些不是在党校讲的，如在抗大四大队讲哲学，我去听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印象。毛主席讲现象和本质，举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孙悟空变来变去，变成了一座庙，尾巴没地方放，就变成一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最后发现这个庙的旗杆为何不竖在前面，而是竖在后面，终于发现了破绽。

我们看到，张国焘那么大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只要有错误，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对他进行批评。在批评他的时候，还是讲文明的，让他坐桌子旁边，可以喝水、抽烟。那时，还不兴让被批评者站起来那一套。我只是感觉到，这样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让人的面子很难过得去啊。

那时有这样的风气，听说毛主席要在哪儿讲话，我们不管远近都要跑去听。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学生都到延安东机场去欢迎。毛主席说：要向西方取经，他们上了昆仑山，取了经回来了，我们就要好好地学，用这些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

接着开了“十二月会议”，中央党校的校长换成了康生。李维汉调走了，成仿吾也调到陕北公学去了。我们听了康生关于“十二月会议”精神的传达，康连着讲了五、六次，我做了详细的笔记，以后又专门整理了一遍，一直保存到现在。好像康生讲话时，提到王明说要把延安建成模范根据地，可是延安到处随便拉屎，这是什么模范啊。康的话说得很挖苦，可能是另有所指吧。

所有讲话的内容都是新鲜的，我们分辨不清与毛主席的主张有哪些不同，哪些对、哪些不对。根本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听了以后都觉得好。

在党校毕业前，大家都表示了态度：毕业之后，要上前方。毕业后，大部分学生都上前方了，还有些被派到国民党地区工作去了。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事先也没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留下来了。可能是罗迈在四个月的学习时间里考察了我、了解了我，改变了对我的印象，认为我学习用功，就留下当个教员吧。

我们班留下了三个人，王任重、李华生和我，他俩的党龄都比我长。他们也同样表了态，要求上前方。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