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各作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说的代表，那么，以生动的白话与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气息的人间故事与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较，确实可以看出文学的生气正处于减退的过程中。在体式上，蒲松龄每于长篇故事之末，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体例，附“异史氏曰”的议论。从文言小说已有的摆脱史传影响、减少议论的趋向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可赞赏的。况且，这些议论虽有个别精彩的，但大多无甚趣味，蒲氏的长处不在此。

但《聊斋志异》毕竟是富于才华之作，也毕竟承续了前代小说中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小说史上仍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既结合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某些长处，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一些优秀篇章中，作者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离奇的情节，同时又善于在这种离奇的情节中进行细致的、富有生活真实感的描绘，塑造生动活泼、人情味浓厚的艺术形象，使人沉浸于小说所虚构的恍惚迷离的场景与气氛中。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一种简洁而优雅的文言，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虽亦以文言为主，但较为浅显，有时还巧妙地融入白话成分，既不破坏总体的语言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说的对话难以摹写人物神情声口的毛病，这是很难得的成就。以《翩翩》为例，在落魄浪子罗子浮为翩翩所收留后，有一位“花城娘子”来访：

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

“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

此后写罗子浮二度偷戏花城，均“衣化为叶”，吓得不敢再胡思乱想——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直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花城离席曰：“小婢醒，恐啼肠断矣。”女亦起曰：“贪引他家男儿，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

写二女相为戏谑的口吻，十分灵动，对旧时稍有文化修养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了。

由于结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聊斋志异》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性又推进了一步。此后虽然还有不少类似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问世，但都已无法与之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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