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郁林州主持科试，由陆川知县承办接待。从四月初四抵达郁林，到五月初一离开，梅学政仅仅让随从逐日付出“蔬菜银”二十六两，而杨县长不仅包办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帮随从近一个月的饮食起居和各项供应，还雇人来代买物品，额外又花了很多钱。尽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继续多次刁难，并几度杖责杨县长派在学政身边听候差使的王升、陈忠等人。杨县长去求情，梅立本又当面恐吓他说：“我与你虽然是同年，但是你办事不好，我一定要参究你!”杨县长非常害怕，不自觉间居然双膝下跪，说道：“卑职刚刚到任，很多情况不熟，还求您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就去问你家人吧。”说完，就转入后堂，不再理会杨县长。

4月30日，梅立本又嫌为他准备的轿子不好，命令更换。因为第二天学政就要起程，杨县长一时间想不出办法来，急得要命，于是就将自己的轿子献给梅大人，自己则向办公室主任(吏目)借来轿子乘坐。五月初一，梅学政启行去浔州，杨县长前去送别，但是屡次请求，都不获接见，只好先出城过大江桥候送。当时大雨淋漓，梅学政却迟迟不肯出门，故意让杨县长及其属员在城外做落汤鸡。杨县长与梅学政本来是同榜出身，只因为官运不济，地位悬隔，因此一再受辱，以至于羞忿难堪，竟于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轿内自刎殒命。此事上达天听，乾隆降旨彻查严办，也正是因为此事才得知：学政作威作福、扰累地方的弊害普遍存在，只是因为官官相护，一时无法得实。最后，仅以处死梅学政了结此案。

公费吃喝、公车私用、公款送礼，需要“自筹经费”

公务接待中对上司的逢迎讨好，既要借助迎送跪拜、站班侍候这些礼数虚文来表现，更要通过宴饮看戏、土宜(土特产)下程(车马费)等务实措施，使之落到实处。明代嘉靖十八年，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翟銮奉旨到塞上犒劳军队，边区文臣武将都全身披挂来到郊外恭迎。惟恐不称翟部长心意，大家又竞相送礼。等到翟部长完成使命返回的时候，财礼塞满了一千辆大车。

总之，公费吃喝，公车私用，公款送礼，差不多就是明清官场公务接待的常态。早在永乐时就有人指出：“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在来自中央单位的各种出差官中，又以所谓“钦使”、“钦差”最为体面，于是各个地方官一听说有钦差大臣来了，都望风迎接，生怕落在别人后面。至于送礼更是司空见惯，是上上下下都要忙活的。

中央以下，各级地方性上司派出的官员，也同样以州县的接待为“养活之计”。葛惠侬著《宦海风波》中，尚有从“养活之计”着眼的例差特差、短差长差、肥差瘦差、美差苦差等具体分析。只要省里来人，哪怕是最普通的短差，接待单位也会照“老账”(即“规矩”)送一笔由三个名目构成的现金，一曰“程仪”，即车马费;二曰“折席”，即宴饮费;三曰“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说到“接待红包”的具体分量，做过多任知府的张集馨在回忆中稍有披露，基本原则是：“馈送之厚薄，视官职之尊卑”，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含金量最高的是“钦使”，凡“钦使”到省，照例先从财政里借出一笔巨款先开销起来，等全部接待活动结束，再由各州县和相关部门分摊，“大约每次摊派俱在三五万金”。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朝廷一再强调要革除属员给上司送车马费的陋规，所以到后来钦差们都不肯现场收钱了，要改为等他们回京后，再通过钱庄把这笔钱汇到大人的家里去。宴饮娱乐什么的，张集馨也有记述，“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无论冬夏，戏宴总得到下半夜一点钟后才散，“群主”(即请客陪欢的地方官绅)先把诸贵宾一个个送出、上车，“然后逐次揖送”。等客人都回到下榻的馆舍，还要“着人持群主名帖，到客公馆道乏”，就是您辛苦了、请早点休息、晚安的意思。“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地方官们不办企业不炒股票，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办接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讲实了，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加税、争取“自筹经费”或说预算外资金。对于公务接待与自筹经费的相互关系，汪辉祖有一段论述：“凡有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橐’，历久相沿，已成常例”。分层解读，就是说：历来官府苛敛于民，皆以贴补公费(包括公务接待经费)为名，一点不假。但是“谚所谓”都是公对公、没有落进私人口袋云云，全是谎言。事实上，这些几乎不受朝廷监管的自筹资金，既借助公务接待转化为私人消费，又通过馈送程仪，成为灰色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千真万确、字字落实的，实在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两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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