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向来爱打扮，听安得海说这话，不免动起心来，但想到祖制难违，又犹疑起来。安得海熟悉西太后脾气，故意用话激她：“太后真是太慈祥圣明了，连采办龙衣这样的小事都要遵循祖制。其实嘛，天下事还不是太后您说了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假如事事都受祖制束缚，那太后您不是没有自由了吗？”经此一激，西太后果然发话道：“要去便去，还犹疑什么？只是行事要秘密，若被王公大臣们知道了，只怕奏明皇上要了你的脑袋！”这一年是同治八年。安得海坐上船离京一路上耀武扬威，大肆搜刮，所到之处，地方官皆敢怒不敢言。总以为一路顺风，万事如意，偏偏行到山东，碰上了对头。山东巡抚丁宝桢，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权贵。一天，听说钦差安得海督办龙衣路过此地？要地方供应钱物，不由奇怪，问道：“这安得海是个太监，怎敢私出京都？难道忘了朝廷祖制么？”他立即拟了一份奏稿，差遣得力人员飞马进京面呈恭亲王。恭王奕訢这时期来正为安得海擅权太过而不满，接到了宝桢奏折，乌上入宫去见太后。不巧，西太后正在看戏，不在宫里，只有东太后在。东太后看完丁宝桢的奏折，对恭王说：“小安子应该正法，但他是西太后的人，应同西太后商议后才能行事。”奕訢一听要同西太后商议，着急了，知道西太后一定不同意正法，安得海就杀不成了。他便说服东太后：“安得海违背祖制，擅出都门，罪不应赦，宜立即下旨命丁宝桢将他拿获，就地正法。”东太后还是犹疑不决，怕西太后最心爱的人被杀，将来会怨恨于她。奕訢则怕杀不成小安子，便进一步怂恿东太后：“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谅西太后也不能违背，祖制存，则安得海亡。假如西太后有异言，由我替您解释。”东太后这才下了决心。当下由奕訢命人写了一道上谕，东太后拿出御玺将印盖上，也不宣布，立即交于丁宝桢的来使带回山东。天高皇帝远，西太后即使知道也来不及救她的小安子，安得海就这样被杀了头。随行人员有的被绞死，有的被流放，也有的免罪释放，—一了结完案。西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恨得直咬牙；“好啊，东太后竟瞒得我这么牢，我一向以为她办事平和，不料他如此狠心手辣，我决不与她干休！”怨恨，从此在她心中扎下了根。暴死之谜转眼到了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皇帝十八岁了。

两宫太后亲自替青春年少的皇帝选了皇后、妃嫔，又替他办完了大婚典礼。在东太后的建议下，她俩又还政于同治帝，让他开始亲政。同治帝性格与他生母一样倔强，凡事喜独作主张，何况贵为天子，难免年少气盛。但归政之后，他还感到处处受到西太后的干涉，很不自由。西太后要他禀报，他偏不去禀报，由此母子间产生了意见。而东太后住在深宫，不问政事反觉得心头轻松，悠然自得。逢同治帝向她请安，她总是和蔼可亲，问寒问暖。这样，同治帝反常常去东太后处，把生母却冷淡了。于是，西太后心中加了一层妒恨之意。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不到二十岁的皇帝载淳得病死去，西太后为了重新掌权，强行作主，立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嗣皇，号光绪。逐渐长大的光绪帝也怕西太后，喜欢同东太后亲近，犹如当年的同治帝，这使西太后分外不快。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很使西太后气恼、羞辱的事，致使这个凶狠残忍的妇人下定了杀东太后的决心。

光绪六年的一天，东、西两宫太后率六宫妃嫔及宫女太监们，浩浩荡荡开赴东陵去祭奠前代列祖列宗。东陵位于遵化县西北的昌瑞山，共有五座皇帝的陵寝；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和同治帝的惠陵。当祭祖活动开始后，东太后命西太后退后一点，不得与自己并排，因为咸丰帝在世时，她是正宫皇后，而西太后只是一个妃嫔。但西太后岂肯示弱，尤其当着众人，她的自尊受到极大羞辱，所以不肯答应，两人便争执起来。最后，西太后想到自己理亏，怕招徕臣下的讥讽和非议，只得忍气吞声退了一步。回到宫中，她越想越气，又联想到几年前杀安得海的事，想到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同东太后的亲热劲……觉得不杀东太后，就无法忍耐下去似的。但是，转念又想到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尚捏在东太后手里的咸丰密诏。想到这事，她不禁打了个寒噤。原来，咸丰帝生前已洞悉西后为人，怕善良软弱的皇后吃她的亏，就在病榻上密写了一道上谕：“那拉氏如依仗自己儿子当皇帝，胆大妄为，骄纵不法，可即按祖制处治！”交给皇后，命她密藏在身。东太后曾经把这道手渝给西太后看过，要她警戒一二。“一定要毁掉这道上谕！”西太后暗想。一个绝妙的法子在她脑中酝酿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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