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车也有过个性张扬的时代

南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沿袭两汉，《通典》卷六十五记，“后魏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射以下，列卿以上，并给轺车驾一马”;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南朝梁会要》)，都是高级官员统一配备专车的明文规定。不过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晋风度”，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追求个性化。

虽然南朝宋时的法定官员乘行工具依旧是马车，但实际上是各乘各的。比如宋文帝喜欢乘坐用羊拉的官车，羊力气小，体格羸弱，无法与骏马和壮牛相比，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品位。南朝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经常选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状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南朝宋还有一位大将军沈庆之，每逢赶上朝贺，经常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车，这些都在当时被认为是潇洒的表现。

隋朝配车的范围扩大到“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并给乘之”。隋唐的百官乘行制度除陵庙巡幸、王公册命等重大典礼应“盛服冠履，乘彼格车”外，其余场合一概骑马。即使尊为宰相，乘行工具与民众也无二致，区别在于另有品服、佩饰和仪卫等标志身份及等级。

趣闻轶事反映宋朝官车使用状况

《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作风粗疏，曾有一位替他控勒马缰的役卒，因役期已满向他辞别，他搞不清楚此人是谁。等役卒转身离去，他恍然而悟，忙叫其回来，送给他不少钱物。原来此人每天为宰相勒缰控马，王旦只看到其背部，没看清过其面孔，这会儿因其转身离去，又看见自己熟悉的背影，才弄明白到底是谁。由这个故事分析，王旦骑的马是公家提供的。

《春渚纪闻》里记有一则刘贡父的轶事，说他刚进馆阁任校勘时，因“俸入俭薄，不给桂薪之用”，买一匹骡子代步。这样看，唐宋的情况与两汉差不多，机关里的公马只能确保主官、佐贰骑乘，校勘官是属员，就未必摊得上每人一匹了。反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高级吏员，倒是有官马供其执行公务时骑乘的。《宋会要辑稿》称：“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营卒。”按两宋的高级吏员，政治和经济待遇上本身就可视同一定品级的官员，何况又供职最高级的中央衙署。照此分析，除高级官员有专门配备外，一般官员乃至书吏能否有乘行工具使用及其优劣多少的差别，还因供职部门的不同而异。像刘贡父上班的馆阁属于清寒的文教单位，“机关效益”不会好，假使在收入丰厚的三司或保证供给的三省上班，就不至于自己买匹骡子代步了。

慈禧下令拆掉司机座椅，让司机跪着开车

在清末的时候，中国引进了一辆“杜里埃”——有史可查的中国第一辆官车。而这辆进口轿车是袁世凯送给慈禧太后的生日礼物。

1902年慈禧太后68岁大寿来临之际，袁世凯花了1万两白银，从香港购置了这辆1896年由美国人杜里埃兄弟设计制造的轿车，献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觉得太监不能与自己平起平坐，便令李莲英传旨，拆掉司机座椅，让司机孙富龄跪着开车。孙富龄心有余悸，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用破棉絮堵死油管，谎称汽车坏了。当时国内没有人会修汽车，慈禧就再也没有提起这辆车。但是孙富龄天天提心吊胆，择日便举家携口逃到了南方隐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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