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半秘密的政治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藉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作为他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于一小群充满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的军官。和日本法西斯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自以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包括动用暗杀行刺)。但是，“褐衫队”(Brown Shirt)人数高达两百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一九三八年解散时，成员只有三百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
    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蒋介石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时常自我批评检讨，蒋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领导人那样崇拜的迹象。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或“校长”，不是充满崇敬之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称为“先生”或“总统”。
    据传他在一九三二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秘密演讲”，歌颂外国“法西斯”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独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领导。这段话据说引述三十年代的一卷日本政府材料“特辑”当中的说法，而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反日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很有可能这些话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可是，有些知名学者的确引述这些字句来证明蒋向往法西斯主义。
    
    蒋介石
    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段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说说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的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蒋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原本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相当严重。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身上找到他的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一连好几个月他喜爱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七月，他抱怨蓝衣社“不成熟”。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
    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查封一家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周刊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它在一九三三年遭到查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