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依旧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准他的军队和人民抗战，反而加紧“剿共”。
    为了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蒋介石急于向日本侵略者妥协。他一面下达“侈谈抗日者杀勿赦”的反动命令，破坏长城抗战;一面派亲日派头目黄郛北上与日军谈判，再次妥协投降。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国永远不能收复东北失地，而且又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而中国不能驻军的地区，使华北门户洞开，为后来华北事变的发生种下了恶果。这一协定丧权辱国的程度，可以说不亚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
    面对日军大举入侵，蒋介石倒行逆施，执行卖国不抵抗政策，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于1933年1月11日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抗日的三条件下，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蒋介石
    6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塘沽协定》，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对人民竭力进攻，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卖国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为收复失地、保卫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大力支援红军和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的抗日反蒋行动。形势的发展对中国革命是十分有利的。
    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人民群众，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和准许组织抗日团体。许多地区的工人节衣缩食，捐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日。海外侨胞也通电呼吁出兵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部分官兵也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长城各口的中国守军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推动下，与长城内外民众义勇军相配合，自动奋起抗击日寇。
    宋哲元率领第29军在长城喜峰口英勇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大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
    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全军北上抗日的要求，并组织了“援热先遣队”，从漳州等地出发，取道粤汉路入湘，准备北上抗日。蒋介石拒绝十九路军的正当要求，并严令“援热先遣队”火速回闽，继续“剿共”。十九路军广大官兵极为愤慨，为日后发动“福建事变”埋下了伏笔。
    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为首的抗日爱国将领，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更加不满，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表示愿意合作抗日。
    1933年5月26日，他们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绥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队伍由几千人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6月中旬，抗日同盟军出兵北击。至7月下旬，先后收复了康保、沽源、多伦，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并在张家口成立了收复东北4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对日作战。一时间，全国人民掀起了大力援助抗日同盟军的热潮。
    蒋介石认为这些抗日行动，影响了他的“剿共”大业，因而十分仇视。他密令手下的两大特务组织“CC团”和“蓝衣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疯狂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惨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自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间，仅被“CC团”逮捕和暗杀的共产党员就有4500多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不仅不允许抗日同盟军抗日，而且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丧心病狂地调动十余个师的兵力入察，包围抗日同盟军，配合日军大举围攻同盟军的大本营张家口。
    9月底，察绥抗日同盟军终因弹尽粮绝而告失败。冯玉祥被迫弃职，方振武流亡国外，吉鸿昌遭到蒋介石的杀害，就义前留下了“不为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绝笔诗。
    就在这年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出通电，提出所谓“治本莫若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产党”的方针，反共卖国的嘴脸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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