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用人上分析，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干部准备、人才准备是极为不足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社会的变化、对于中国以外当时就是很现代化的一个西方世界是完全隔膜的。仅凭激烈的爱国言论其实不能治国平天下。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清政府第一批派往欧洲留学海军是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到德国学习军事，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就发现这几个人在德国不遵守纪律，老是犯事故，出去赌博，笑话实在很多。当时一个德国人就问他说：你们怎么派这样的人到德国来留学啊?李凤苞——就是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回答说：这种当兵的人本来就是无赖子弟，本非上品。就是说这些人——不上品的人——就是当兵的。那个德国人马上就问他：你们中国派这样的人离国七万里，到德国来留学军事，怎么能够这么轻率?如果我把你这种答复告诉德国海军部，那你们这七个人不是更被看不起吗?这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留学西方的一个基本看法，和西方人对中国派这样的人去留学的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李鸿章在用人当中，一方面用了这样一些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人，更多的是用了一批当年跟随他淮军打仗起家的一些部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些人同李鸿章“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当年是共患难，现在是共享功名——“徇他私情，展转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方的前线指挥官大多数将领和官员的表现大都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战争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我们谈到他的用人。

第三，从军事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北洋海军的运用，李鸿章对于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样一支战略打击力量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而称霸世界，美国人马汉提出了海权概念而震动了世界，也推动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称霸，倭国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所以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的战略决战的机会。而中国呢，中国海军是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我们从甲午战争中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乃至战争间隙中的海军运用，看到辽东的反登陆作战，山东的反登陆作战，刘公岛的保卫战，这些失败全部都体现了海军战略失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国近代海军从成立起花费巨大，却从来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船，足以说明深层次的许多问题。客观来说，前后三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就是同治和光绪年间的重新的兴旺，我们称之为现在叫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军事装备，教育和培养了一支北洋海军，但是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没有造就出一支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

我们的这种局面的改变是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抗日战争——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但是，抗日战争它所取决的是整个国际战局和反法西斯力量的一个综合的胜利，并不是中国的独立力量去战胜的。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一次国运相搏。战前，倭国的谋略就非常明晰，它要通过甲午战争不但打败中国，还要割断朝鲜同中国历史悠久的联系，最终通过征服朝鲜来征服中国，最后控制整个亚洲。甲午战争中，倭国准确地按照了这个策略进行军事扩张，战后倭国不仅夺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马关条约》还使得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中国经济陷于崩溃，也使得倭国得以运用这笔巨大的赔款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于后来的中日关系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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