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应泰就指出：“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倾邪升鼎耳，蓝以宠利居成功，不学无术，器小任重，宜其及也。”如果胡、蓝等人都能拥有徐达的那般忠志无疵，李文忠的好学饬行，汤和的听命唯谨，沐英的居贵不骄，那么从他们个人的角度而言，想来其结局就不会那么悲惨了。

然而对于朱元璋的滥杀无辜、残暴血腥，赵翼便曾指出：“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廿二史札记》）

谷应泰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乃论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过大县数四，所加不过特进朝请，故君臣之恩，始终不替，《鹿鸣》、《天保》，若鱼水焉。然予考（明）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贵者，无过韩国（公）食禄四千石，魏国食禄五千石，未尝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师则本于庙算，还军则归之禁旅，亦未尝得专征伐也。凡此内安外攘，势若犬牙；强干弱枝，何难控御。”朱元璋比之刘秀待功臣已经很微薄了，其控制也已经非常严密，可是他仍然“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卒启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纳深文，亦云惨矣！”（《明史纪事本末》）这就让人很难为朱元璋多说好话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即使蓝玉等人真的决定谋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而伏甲之谋起，是则胡、蓝之衅，抑亦凤德之衰也。”这就像淮阴侯韩信当年被刘邦一步步逼反一样。

但是，刘邦在对于谋反等问题上，确实处理得并无多大的过错，因为作为政治家就不能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感情去考虑问题——仁慈、义气对于普通人也许是值得提倡的美德，但对于政治却未必是这样！

然而这一切的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对，是专制，是专制制度所导致的权力系统的封闭。

历史学远远不是科学，甚至连经济学的那种表面的科学性也没有。从形成原始材料的那一刻，历史光线的传播就已经发生了折射。最后，历史成为一种在人们心中的映像，这个映像随着人自身各种认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历史的“客观性”还在于，越是放宽历史的视界，就越容易理解的历史演进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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