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所见并不深刻，未悉王升再凶猛，不过与戴笠一样，只是蒋家养的狼狗；“将其铲除”，何须什么“魄力”？江南也没有看到，告发王升的是当时台北驻美代表钱复，密告蒋经国，王升访美时私晤美国中情局(CIA)人员，犯了蒋家的忌讳，而钱复者，“山胞”也、“太子党”也，未尝不是透露蒋孝武要插手特务的时间到了，王升安得不“流放南美”呢？

孝武插手特务，不必很高的职称，以“总统”的助手介入“国安会”，即可接替王升的实权，有谁敢不买皇太子的账呢？自此特务每天都要向孝武汇报，孝武每周向他父亲简报。(见Kaplan，FireoftheDragon，p.362)孝武既插手特务，其黑道朋友即可派上用场，尤其是外省子弟的竹联帮，更可作为外围。其实，国民党与帮会有密切关系，早已历史悠久，蒋介石更借青帮之助，并且一直引为外援。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作家江南在旧金山自宅车库中，被暴徒枪击身亡。江南原名刘宜良，在旧金山开了一家礼品店，但真正的兴趣是写时评，因出身政工干校，对蒋经国的事知之甚稔，曾出版与官方口味不合的《蒋经国传》，并从事写作《龙云传》和《吴国桢传》，更触蒋家的忌讳。因而江南被谋杀，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文字贾祸、铲除异己的政治性谋杀。具有杀害江南动机的政权，非蒋家莫属，而蒋政权派特务杀害异己文人，又史不绝书，在大陆时代有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等，到台湾又有许寿裳、林义雄家属以及陈文成等。然而特务杀人，何从破案？上述这些要案都破不了，岂非无故。不仅此也，事过境迁之后，特务们还会自吹为国除奸呢。

但是江南案却有与众不同处。他虽一样是黄肤黑发的中国人，然而人在美国，又具有美国公民身份。换言之，从法律上讲，等于是台湾派人到美国去杀一个美国人，而美国又是国民党政权所依靠的，东窗事发之后，岂不是要吃不完兜着走吗？诚如曾隶中统的万亚刚所说，“上得山多终遇虎”。(见万氏著《国共斗争的见闻》，第153页)

蒋介石的五个孙子: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蒋孝慈、蒋孝严。

直接枪杀江南的凶手是竹联帮老大陈启礼麾下的吴敦和董桂森。他们在现场留下脚踏车后，搭接应的汽车逃跑。他们回台北之前又在旧金山飞机场与台北“国防部情报局”高级官员通了电话，留下“交易成功，将要庆功”的语音。陈启礼并预作防备，以免被“情报局”出卖，当替罪羊，留下录音带，明言曾于1984年8月14日，在阳明山“情报局”基地受训，“局长”汪希苓奉命派他去美国杀叛徒刘宜良，“副局长”胡仪敏、处长陈虎门均在场(陈启礼录音自白英译见Kaplan，FireoftheDragon，p.446-448)，这一切证据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先后掌握到。

当凶手的竹联帮背景在美暴露时，台北当局立刻发动扫黑的“一清专案”，把庆功宴上的座上客陈启礼、吴敦，投入监狱做阶下囚，董桂森见机脱逃。当竹联帮与“情报局”的关系被美国警方掌握后，台湾官方才立即将代处长陈虎门、“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三人撤职查办，扣押待讯。这一下子等于国民党当局自认“情报局”涉案，事态已极为严重。美方十分清楚，此绝非台湾“情报局”的个人行为。事实上，美国新闻调查记者卡普兰(DavidE.Kaplan)在《龙之火：政治、谋杀与国民党》(FireoftheDragon：Politics，Murder，andtheKuomintang)一书中，详列国民党特务在美活动有四十余年之久，包括监视美国人、向国会议员行贿、偷窃武器和科技机密、贩卖毒品，而今又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美国的司法与立法部门力主彻查、要求引渡，以便追究“情报局长”以上更高层次的幕后指使者。但是行政部门，尤其是里根(RonaldReagon)总统的白宫，为了美国的利益，不愿相逼太甚，因为如果事态再扩大，势必导致武器禁运、经济制裁，岂非要把台湾搞垮？乃决定把此一法律问题当做外交问题来处理。里根竟亦不公开提江南案一字，引起日裔众议员岭田(NormanMineta)的责难，斥里根虽强烈谴责并欲消灭恐怖主义，却对此江南案沉默，说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在我们亚裔美国人之中，愈来愈感到你这个政府并不认真关切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引自Kaplan，FireoftheDragon，p.442)平心而论，里根沉默，不愿深究，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美国国家利益交关，雅不欲让北京得渔人之利也。不过，里根仍然下令驱逐了所有的国民党在美特务，一个不留，可说是一史无先例的举措，也够国民党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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