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TH”(以下称《真相》)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最早搜集的日本侵华罪证汇编。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报告书据此宣布日本的侵略行径和“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性质，由此成为国际上第一份对“九一八事变”作定性结论的文献。《真相》这份材料是如何形成并送给国联的?尘封70多年后，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并将影印本收藏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真相》的由来

1931年9月18日夜的炮声，开启了中国东北一个黑暗的时代。然而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却执行“不抵抗主义”，完全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来处理争端。

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于1920年1月10日宣告成立的，其基本宗旨是谋求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和平，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促进国际合作。但是，它本质上却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巩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工具。

对“九一八事变”调停无果后，国联决定成立调查团，到东北了解真相。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在沈阳活动11天，下榻在“大和旅馆”(辽宁宾馆)，关东军在宾馆里装上窃听器，宾馆外布置了大量的军警特务，“当时该旅馆的一切人员及附近的人力车夫和汽车司机，全换成日本关东军特务人员”。中国陪查员顾维钧“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调查团人员除了看些日军摆布的假象外，很难接触到实质的东西。中国人要想向调查团反映日军侵华的真相，更是难上加难。“九一八事变”前，沈阳社会名流巩天民、刘仲明等人常常因事接近，逐渐形成了一个爱国小组。山河破碎的现实，使小组同仁深切忧虑东北命运，每次聚会，必各饮苦水一杯，以示卧薪尝胆。他们得知国联调查团即将来东北的消息后，决心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搜集日本的侵略罪证送交国联调查团。由于日军控制严密，所以取得罪证材料的过程是费尽心思甚至惊心动魄的。为了拿到日军给伪省政府的命令，他们通过分析伪省政府管理卷宗工作人员的爱国思想，冒险做他的工作，使他在下晚班时将文卷带出，连夜拍照，次晨再放回去。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布告，贴在财政厅门前，证据更不易拿到。巩天民选择阳光刺眼、岗兵不易瞭望的机会，携带照相机由偏僻处爬上财政厅对面一家商号的门脸后面，静候日出。由于时间长而脚麻，碰掉了房顶的一片瓦，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后来，终于利用往来车辆噪音掩护，按动快门得以拍摄。还有，数张布告都是夜间用水洇湿整张揭下来的。资料收集完毕后，他们又用了40天整理并翻译成英文，又以8天的时间打印装订成册，命名为“TRUTH”。医科大学外科教授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特意为整理好的资料赶做了一个蓝色外皮，并用红色丝线绣上英文“TRUTH”。

资料和信件准备好之后，如何送达调查团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必须有国联调查团认可的人，能够证明交信人的真实性才可以。凭借爱国小组社会名流的身份和单位，他们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帮助，介绍了在法库基督教区做牧师的英国人倪斐德博士从中引荐。倪斐德是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亲戚，且为人侠义，他大义凛然地对刘仲明说：“我若因此而死，也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4月25日，倪博士从法库来沈，径直到大和旅馆拜见李顿。当晚，倪博士邀请李顿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街谭文纶牧师家共进晚餐。席间，他把刘仲明等人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交给李顿，并介绍了签名人员的职业、地位、声誉、品质，表明这些人都有卓越的识见，有独立的见地。第二天下午，调查团全体成员欣然到沈阳英国领事馆，审阅这份证据汇编。次日，日本人主编的《盛京时报》报道：“昨日下午，国联调查团去沈阳英国领事馆开会，直到下午六时许。调查团员离领事馆时，俱面带笑容，似深感满意的样子。”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