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执政，以仁治国，以民为本，一以贯之。

他爱护百姓、减轻刑罚，洞悉百姓热爱和平、期望统一之心，以招抚之策解决了少数民族“钉子户”问题，让北方八百万兄弟民族归顺，灭蜀后也能善待后主刘禅。名将羊祜说：“先帝(司马昭)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张悌也说：“(司马昭)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这样的人，又怎能不成功?

司马昭用恩德仁政换人心，说到底为的还是曹氏。当时朝野对司马昭的拥戴，已经比他父亲时期升格了很多。司马懿任丞相和加九锡，只是太常王肃拥戴;到司马昭，已经是太尉、司徒拥戴，比太常级别高。史称：“(景元)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徒)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司马昭前后六次“固辞”，第一次居然还“九让”，可见他终究还是为威权崩溃的曹魏政权做个周文王罢了，从未有过篡位之心。

对此，很多史书都有记载，如《南齐书》萧道成说：“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有臣子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

再看司马昭之心

有权威者未必可以惠民，而欲惠民者必须先获得权威。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对曹髦抱有同情之心、批判司马昭靠仁义博取权威又重塑仁义行为的史家们，在逻辑上是打架的。任何一个政权的颠覆、崩溃和瓦解，都难逃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有时是相互作用和关联的。

以曹魏政权为例，从魏明帝曹睿大兴奢靡之风起，内生性危机的种子已然埋下，世家宗族子弟只知享乐不知社稷，文武百官贪敛盘剥而不知恤民。无论是曹芳还是曹髦，凭他们的资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这种危机的。在外，蜀汉、东吴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又虎视眈眈。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司马昭对曹魏的忠诚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卖命或愚忠，替皇帝卖命的忠臣属于最低等的忠心。古往今来，士大夫对皇家的忠诚标准，除了维护社稷、延续统治地位之外，爱民才是最高道德准则。

司马昭所做的，恰恰是“安内、攘外”并举，凝聚民心，帮助皇权维稳，消弭了内生性危机;“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招抚异族，使得外生性危机也不复存在，所以“海内得以休息”。

试想，如果司马昭不作为或不做权臣做犬臣，跟着小皇帝一起继续罔顾民意，放任士族，不思进取，一边反人民一边维稳，那就是政治乱伦了，何来曹魏国泰民安?其子司马炎又何来实力去完成大一统局面?

吊诡的是，史书中对司马昭罪行的鞭挞，多不胜数，而对他所做的好事，却仅是微不足道的几笔，非常令人诧异。

相比曹操，介绍司马昭的文字也少多了。可是历史功过不是靠故事多少、记载的文字多少来界定，而是看他的政策、功业。乱世百姓为刍狗，有一个有能力知仁义的人来结束这个时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一味夸大一个历史人物的负面形象是不公平的，司马昭之心与“路人皆知”的弑君说，不能划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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