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平：2005年，我去胡佛所看宋档，在那里呆了两个月，侧重研究抗战时期宋子文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宋子文和国民党政要和名人间交往的信件、电报、与美方会谈记录等，以及宋子文带到美国的国民政府重要政策文件等。

现在胡佛所典藏的宋档的开放度相当大，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反映宋子文的私人生活的。比如宋子文会关心：他人到美国了，可是张乐怡的首饰还留在国内;或者他的某幅字画还在挂在寓邸的厅里，不知下落怎样……(笑)

我还发现，战时作为蒋介石个人代表和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虽然长驻美国，但他对个人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对自己能否获得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政要的信任，并没有把握，宋子文也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哪位姐妹的关系最好?

吴景平：宋庆龄在宋家三姐妹中，性情最温和，对弟妹的关爱如同母亲。在宋子文看来，妹妹宋美龄贵为“第一夫人”，不缺乏财富和尊重;而二姐宋庆龄需要更多亲情关怀和理解，宋子文与庆龄的关系最好。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蒋介石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宋子文在1949年赴美后处于怎样的境况中?

吴景平：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态度包括，一方面，蒋对宋的理财和外交才能颇为器重;另一方面，蒋认为宋的个性并不为自己所驾驭。所以，蒋表面上授予宋对美交涉的全权，但实际上蒋并不完全信任宋，很多问题蒋仍要宋向他请示。但宋子文却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问题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宫和其他美国军政当局了解情况和进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来，要谈到有把握时才告诉蒋。特别在后来，宋子文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互信都成为问题。

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楚说“Yes”的原因，实在忍无可忍时，宋子文干脆说“No”。当固守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时，宋子文会同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员发生冲突，他的个性相当鲜明。我在宋与蒋交往过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恭敬的言辞背后实际是对蒋介石相当的保留。

以往我们都说，宋子文最后是被蒋介石抛弃的。不是这么简单，这种结果也是宋子文的选择，宋子文已不愿意将他的政治生命和那个已经走向末途的国民党政权有过多公开和直接的联系。对大陆战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现实期望，虽然他和这个政权还有各种联系，偶尔也去台湾，但宋和这个政权实际已做“切割”，可以说宋子文是“哀莫大于心死”，也可以说他认识到定局已很难改变。

记者：您如何定位宋子文?

吴景平：首先，宋子文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非常强烈和坚定。

其次，宋子文对国民党政权和作为国民党阵营主体部分的蒋介石，可以说是“从一而终”。比如1931年，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也宣布下野;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台，宋子文也宣布辞去广东省主席职位。尽管宋子文和蒋介石在具体政策、价值取向、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分歧有时甚至矛盾冲突非常大，他内心也知道蒋介石并非最理想的当政者，但宋认同蒋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再次，宋子文对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他那个时代是比较多的，宋在留美回国后，无论身处不同的阶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将西方制度引入中国。不过他并非简单照搬，而是考虑将西方制度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相结合。

最后，宋子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他比较务实，政治倾向也不像国民党营垒中的“顽固派”那样强烈。宋子文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说他能比较客观看待中共、看待周恩来和毛泽东，和他们也有过较好交往。没有这样的基础，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很好作用。西安事变解决后，宋子文也感到对不起张学良，对蒋介石等人没能信守诺言也非常不满，对张学良本人及其亲属则千方百计予以关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