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尊重历史，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权本身和民国人物我们都可以进行研究讨论。当然，研究中国内部事务和研究中外关系取向不同，我们判断中外关系问题时首先考量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判断中国内部问题，我们要看有关当政者是否符合社会进步与民主化进程，我主张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将具体问题和这个问题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制度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联系，不要脱离具体历史条件。

此外，我们还需要多视野、多角度的比较观念，比如，我们研究宋子文时，要将宋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较，还可以将宋的前后不同阶段比较，给予他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个评价基于具体时间、具体事件而言，不要轻易做总评价。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并非短期能解决。宋子文档案有几十盒，每盒都有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档案，中文档案有很多是手写稿，字迹辨认很困难。这些资料用特殊方式记载了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获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经验教训，它不仅仅属于胡佛研究所，也不仅仅属于宋家后人，而属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记者：作为首次在大陆召开的关于宋子文研究的论坛，宋子文的后人也从美国专程赶来参加。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研究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具有怎样的价值?

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会议此前就已有，譬如关于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的会议;而关于孙中山的会议则更多了，宋子文并非第一个。但将以往我们给予负面定义的国民党高层人物以研讨会方式进行直接研究，这是第一次。

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要具备这样一个责任感：在实事求是研究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风气上起引领作用。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对前人拔高或贬低，那么我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要对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负责，对以往结论我们要客观看待，分析这种结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战犯”的提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不赞成简单否定以前的评价，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当时提出这些评判的历史条件和它起到的历史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对宋子文个人和他处的时代，我们的了解是有过程的，我个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这种升华是必需的。我们不是简单重复前人，而是要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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