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不赞成，但在表面上采取了既不称赞也不批评的态度。据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副处长库立克回忆，联络部有一个为苏共中央主席团起草建议的小组。这个小组研究了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扬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就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欺骗苏联人民;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而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就会走一条加深两党分裂的道路。起草建议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维护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要去注意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赞同。确实，直到1958年12月底，苏联的报刊和官方文件都很少提及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

随着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忧起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

赫鲁晓夫确实害怕了，他还把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叫到莫斯科，要保加利亚立即停止“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

1958年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再“沉默”，开始进行公开评论。

赫鲁晓夫的第一次公开评论是1958年12月4日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赫鲁晓夫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提出:是否会有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共产主义，而其余国家还远远落在后面呢?他回答说:“这种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理论上比较正确的推断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将大致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他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当然，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赫鲁晓夫在这个报告中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了解情况的人一听便知道他的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也是给苏联广大干部打“预防针”，防止他们模仿中国。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党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的党委会也接受了中国人的这些做法时，我们更感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