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11日，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习仲勋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到了阎家洼子会议的情况。由于是当时会议的记录稿，

习仲勋

习仲勋的发言又是即兴的，所以有些话未必很恰当。但为了保持历史原貌，照录原稿如下：

阎家洼子会议“大概是阳历七月前后开的，我也是参加那个会议的一个，许多情形都了解。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当时我确实也是马马虎虎，不知他是中央的代表，还是北方局的代表，介绍信我也没有看。在那个会上我很拘束，过去我不爱说话，一说话面孔就红。我在这次会议上讲话很少，当时我还是主席团之一，也不知是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只把照金苏区、武子苏区讲了一些意见，讲的不很多。在会议后，洪涛同志便根据这个东西，写了一篇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文。他主要批评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高岗同志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笑声)，但国民党不能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甚至在打开延长后，还有一位八十四师的政治部李主任，还批评我是梢山主义。后来刘志丹讲，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所以我觉得洪涛同志不懂，当时有意识模糊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的当时斗争的真实事实，而且确实有企图篡军。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洪涛同志胜利了，把大家批评了一顿，高岗同志被打击了，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为什么没有篡军呢?就是真的把军队交给他也不行，自己无能，他手中又没有这样的干部。”《习仲勋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如果说习仲勋的发言还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绝大多数人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评价。

1942年12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尚未结束之际，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份党内秘密文件，题目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份党内秘密文件虽然没有专门评价阎家洼子会议，但在提到郭洪涛时，有一个括号，在这个括号中，这样写道：

郭是1933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

虽然说在当时的战争时期，部队领导变换频繁，并且无论就资历还是能力，谢子长取代高岗任政委都无可非议，但上述的回忆材料和中央的决定已经清楚地回答了高岗在阎家洼子会议上被撤职的原因。

至于如何评价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共中央当时的决定，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将在后文予以专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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