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正义军民奋战

土木堡之役，虽说是由于瓦剌使臣谎报使团人数，企图冒领赏品和求婚被拒绝而引起的，但明政府削减赏金和马价，拒绝也先(瓦剌首领)为子求婚，只是也先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瓦剌方面是非正义的;而明朝军民抵抗瓦剌进犯，保卫京城，是正义之举，因而得到了全国军民的支持。如西直门激战时，居民都爬上屋顶，争投砖石击敌，喊声震天。一些文臣武将也表现出非凡气慨。如应天巡抚周忱献计运通州粮，及时制止了“焚粮以绝寇资”的消极措施，保证了京城军民的粮饷。大同总兵郭登以少胜多，功绩卓著。当时大同军队多战死，郭登初进大同接受关防时，土卒能战者只剩下数百人。他与士卒同甘苦，亲为士兵裹伤敷药，并慷慨地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这样，将士同心杀敌，仅以八百骑打败了数千瓦剌军。

所幸宦官不为患

宦官兴安起了积极作用。宦官无代不为患，尤以明朝为最。明自成祖朱棣开始重用宦官，宦官势倾朝野。明英宗时的王振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可以事事不通过英宗，出语即为圣旨。明朝有个怪现象，有作为的士大夫，往往有宦官相助才能显示自己的才华。譬如于谦，如没有宦官兴安的大力鼎助，想为国立功是很难的。

景泰年间，受景帝宠信的只有兴安一个，而兴安对于谦十分敬重，屡次在于谦受到奸臣诽谤时挺身而出，加以保护。明史《宦官传》言：“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景泰帝朱祁钰所用之宦官，幸而不是祸国之流，这对于景泰年间的政治起着很积极的作用。

明景帝不涉阴险

明景帝执政八年，总起来看，不负祖业，不涉阴险，信任忠臣良将，力战自强，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他持大政，始终信任于谦等人。激励众将奋勇杀敌，这是无可指责的。但也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他越杀敌，敌人就越想送回英宗，因为瓦剌看到了景帝不好对付。

景帝即位后，虽说有点贪位薄兄，略有失德，但在民众看来，那是皇帝的家事，况景帝对英宗无残害行为，比起明成祖处置建文帝来真是仁暴悬殊。再若将景帝与南宋高宗赵构做一比较，更形成鲜明对照。赵构不仅偏安江南一隅，苟且偷生;而且为了不迎回徽、钦二帝，天天说迎驾，天天言求和，当把金人打急了时，杀猛将迟滞战事，输送金银财物讨金人欢喜，故意在金人面前显露：一旦把二帝送回，南宋朝廷就不一定再那么驯顺了。这种冒屈己迎驾之名行恋位忘亲之实的诡计是景帝做不出的，所以景帝比之宋高宗，其功罪不可道里相计。英宗被掳而明朝仍然全盛，景帝不行诡计实在是明朝的造化。

取信于民根基牢

关于“土木堡之变”后明未灭亡的原因，除了上述五点外，笔者还想谈一下明朝前期怎样对待民众的问题。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出身下层的开国皇帝，接受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人民实行宽舒政策，竭力取信于民。对于民生问题，虽至暗君主、至凶阉宦，也不敢漠然视之。明朝前期官僚士大夫虽屡受摧折，但却没有丧失国家元气。英宗初年，太皇太后专以安抚百姓为要务，每遇旱涝虫蝗，都减免租赋，因此，虽遇灾却不为大害。即使到了王振专权时，尽管一反正统初政，但唯有免租赈荒，一直不敢有所更改，此事例史书记载颇详。因而英宗被掳而国家根基未动摇，人民无离叛之心。瓦剌的入侵反而为铲除王振宦官恶势力助了一臂之力，其后来的发展也对明朝政局无大的损失，充分说明了民为邦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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