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苏联的援助至为重要。在第一批军械解了燃眉之急后，苏方又于1925年后运来第二批军械，价值56万卢布。1926年运来四批军械，第一批有日本制造的来福枪4000枝，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为苏联造来福枪9000枝，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条，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为来福枪5000枝，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除此之外，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通讯器材等。苏联援助的这些军械及器材，蒋介石拿到了大头，但在北伐之后也分出一批给其他部队，如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曾领到过一千枝步枪和少量通讯器材。不过，苏联在北伐前后不仅给广东革命军提供过军事援助，其在北方也给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过至少同等数量的武器援助。除了军事援助之外，苏联还为广东革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其中光黄埔军校的办学经费可能就达到200万卢布之多，这也是黄埔军校每一期的学员从几百迅速扩展到上千的重要原因了。

1924年10月下旬，在击败商团武装之后，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也就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加伦将军，来到了广州(加伦的前任、原苏联军团长巴.安.巴甫洛夫，在当年7月赴东江前线视察时意外落水身亡)。这位不太带政治色彩的苏联军事将领，他的到来赢得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等在内的中国将领的一致称赞，其影响与当时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称得上是并驾齐驱。除了加伦之外，苏联还派有步兵、炮兵、工兵等教练官不下百人，另有至少同等数量的苏方政治顾问，活跃在广东革命政府的各级机构中，这也给各省军阀及英、日等列强诬称广东“赤化”落下了口实。

对于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多方支持，蒋介石在与苏方闹翻前曾半客观半感谢的说过：“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联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革命的使命，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不错，蒋介石访苏期间不能说是满载而归，但在北伐前的这段时间里则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

黄埔军校的校门上，高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二道门的两旁，挂着的也是蒋介石手书的“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对联;北校场大门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主义虽好，但都是靠鲜血与性命换来的。所谓“乱世抓枪杆”，蒋介石办军校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在三十年前，一代枭雄袁世凯也是通过编练新军打造出自己的“北洋系”，这与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黄埔系”，岂非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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