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在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以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兵体一时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崇祯八年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祼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祼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祼体站在城墙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白莲教之乱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此事。开始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叫来一些妓女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细述此事，只是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由于其来有自，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年义和团时，团民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归因于教堂内许多妇女赤身祼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但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传统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而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不足为怪了。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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