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杀和珅并非只因肃贪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病逝，嘉庆亲政，次日和珅即被革职拿问。初七日，和珅被拿交刑部严讯，京中家产被抄。十一日，嘉庆发布上谕，历数和珅二十条大罪，谕众知之，并令各督抚议覆。

读嘉庆发布的上谕，对我们了解和珅其人很有帮助。

上谕说：

“……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即乾隆——编者）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并将出宫女子取（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年来剿办川楚教匪，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事件，伊竟将部务一人把持。昨冬，皇考圣躬不豫，批折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腊月间，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行抢掠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及皇考升遐（即病逝——编者）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惫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欺隐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贰，兼任学政。又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顶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至金银数目尚未抄毕已有数百余万之多，似此贪黩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以上各款皆经王公大臣等共同鞫讯，和珅俱供认不讳。……”

嘉庆发布上谕两天后，和珅著“加恩赐令自尽”。和珅在狱中上吊自尽，时年五十岁。

为何大丧之日诛和珅

嘉庆在乾隆大丧期间诛杀和珅，并非仓促决定，而是等待了三年的“韬晦”。正如嘉庆所言：“和珅罪之大者，盖由事权过重”。和珅长期专擅，“弄权舞弊，僭妄多端”，嘉庆早在皇子时代便耳闻目睹。当时和珅出入宫时，伺高宗（即乾隆）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三年训政期间，嘉庆对和珅的人品领教颇深，对乾隆朝中后期，国家财力耗竭，吏治衰败的政局深有所悟。要整饬内政，挽救大清江山，必须尽早诛和珅。

嘉庆急于诛杀和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末期发生于川楚陕一带的白莲教起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而未蒇功”，嘉庆认为皆由和珅“在内蒙蔽掣肘，使军营不得成功也”。带兵大员掩饰虚捏，借此冒功升赏。而太上皇（指乾隆）则被和珅用“吉祥之语”入告，况且由于“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已经没有精力顾及此事。嘉庆即位立诛和珅，为乾隆开脱，把镇压白莲教不力的责任都加在和珅头上，以此警告后任者，全力镇压白莲教，早日去掉嘉庆当政的一大心腹之患。

嘉庆在大丧之日立诛和珅，尽管他一再表白是“不得已之苦衷”，但其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就是通过诛杀和珅，杀一儆百，为“肃清庶政，整饬官方”，扼制“诸务废驰”的政治颓势寻找契机，恢复皇权的尊严。

嘉庆自知选择这样的时机杀一个重臣，必然会震撼朝野，所以嘉庆此时反复强调，“朕所为止一和珅耳，（和珅）今已伏法，诸事不究。”嘉庆的政治策略，就是为缓和珅当时日愈尖锐的阶级矛盾，并将统治集团的矛盾、失误完全归咎于和珅个人的“专擅”。

嘉庆的策略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讲，诛杀一个和珅，是无法解决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一切弊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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