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研究人员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些石人像大多身穿圆领紧袖的左衽武士袍。衽，也就是衣襟。历史上，我国中原一带人民大多右衽，而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叫左衽。右衽和左衽也成为区分汉人和胡人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人员从石人像所穿的服饰中发现，在这些石像当中不仅有游牧民族，还有西域以及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

而这些石人像双手无一例外地都抱着笏板。所谓笏板，是我国古代大臣上朝时手持的狭长板子，一般用象牙制成，在上面记载上朝要说的事。此外，还有20多尊石像身上发现了“玉袋”。所谓玉袋，就是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都督、刺史随身携带的装官印的袋子。这些都在提示我们这些石像都是唐朝身居要职的官员，而不是使者。

研究学者们还发现，有的乾陵石人群像背后有不少开头写有“故”字，说明他们在石人像未雕刻完成时就已经去世。如西侧的阿史那弥射石人像名字前就带有“故”字。据记载，阿史那弥射是西突厥的首领，曾经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唐高宗继位后，阿史那弥射成为唐王朝的一名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公元662年去世死。而唐高宗是在公元683年病死，并在次年葬于乾陵的。那么，在唐高宗死前20余年就已经去世的阿史那弥射是不可能参加唐高宗葬礼的。而像阿史那弥射这样在名前刻“故”字的石人像竟然有十余个，这更加说明乾陵石人像群并不是唐高宗或武则天入葬时来参加祭奠的人。

既然石像不是高宗逝世后，武则天所立，那究竟是何时雕刻的呢?据史书记载，石人像在最初竖立时，背部都刻有他们的国名、官职和姓名。然而，现在只有几尊能辨别名字，其他都已模糊不清。

乾陵内无头石像

北宋年间，陕西转运史游师雄曾“访奉天县旧家所藏拓本完好者摹刻四碑”，寻找到石人像背部的人名样本，刻成4块石碑，分别立于东西石人像之前。可惜这四块石碑到元代时仅余三块且有残损。元人李好文在《长安志图》只录出三十九人的官衔和姓名。清代叶奕苞《金石录补》中录出三十八人。到现在蕃臣像上留有名衔的只有六人，其官衔可考者不过三十六人，其中有些人的生平事迹在唐代史书里有记载。

乾陵石人群像中的波斯王卑路斯，他的父亲伊嗣侯，是波斯国王，贞观十三年(639年)派使臣到长安进献活蛇。伊嗣侯受大食驱逐，在奔往吐火罗的半路又被大食人所杀。其子卑路斯继位后，又遭大食侵袭，向唐王朝告急。因为两国相隔太远，不便出兵，为了表示对波斯的声援，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封卑路斯为波斯都督，但仍为大食所灭。卑路斯逃到长安，封左骁卫大将军。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卑路斯请求唐廷在长安城内建造了一座波斯寺，最后客死于长安。

慕容诺曷钵是吐谷浑人，唐太宗李世民封他为吐谷浑河源郡王，并加封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太宗昭陵前也有他的一尊石像，国名、衔名与乾陵的相同。贞观十三年，慕容诺曷钵专程到长安朝觐，并请求联姻。次年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妻之，并诏右武卫将军持节护送公主。唐高宗继位后仍封吐谷浑青海王。由于他深得太宗、高宗的宠信，与唐王朝关系密切，所以两代皇帝陵前都为他刻立石像以资纪念。

尉迟璥是于阗国王。于阗即今新疆和阗。贞观年间，于阗国的使臣曾向唐王朝进献玉带等贡品。唐高宗时，驸马都尉、突厥人阿史那社尔平定龟兹，于阗王伏阇信很恐惧，给社尔驸马赠送三百匹骆驼表示慰劳。社尔派使臣薛万备劝他归顺唐朝，于是伏阁信在薛的陪同下，亲自到长安朝觐，被唐高宗封为右骁卫大将军，赏赐玉带、锦袍等物，并留他在长安居住了几个月才回去。天授三年(692年)，于阗国王伏阁雄去世，武则天立他的儿子尉迟璥为于阗王。于阗国虽非汉人，但从汉代起就是中国的属国，因而乾陵前也为其国王刻了立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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