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因，白宫可能会说，美国打了十年之久的伊拉克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推翻了一个稳定、强大，但残酷的政府，然后在伊拉克留下了一个软弱的、不稳定的政府。我们不能让士兵的血汗白流，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支持当初我们扶植上台的政府。

这就是白宫最忽视事实的地方。它把世界分为两种：一种是公众受苦受难的人道主义世界，那里的情况无论多么令人痛心，罪行多么骇人听闻，但是与美国的关键利益无关，因为受损的只是公众;另一种是事关政府利益的战略世界，在那里，重要的是领导者之间博弈的棋局，以及制约那些可以令美国受损的政府和非政府势力。

对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奥巴马总统应该问同样的问题。从短期及长远来看，什么样的行动方针最有利于伊拉克及叙利亚人民?什么样的方针最有可能使他们不再遭受每天经历的暴力及苦难?什么样的方针最有可能使他们实现和平、繁荣，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政府?

答案可能包括在这两个国家直接但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充分的武力可以提醒各方，我们不仅能够通过空中力量，发现并报复基地组织成员——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在数月的时间里一直对他们进行追踪，还可以打击任何实施大规模暴行、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个人。充分的武力会迫使政府及叛乱分子参加谈判。充分的武力也能够带来一个喘息的空间，让那些还算令人满意的领导人可以开始巩固权力。

说到法律，我们应该在这两国采取行动，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成立联合国安理会就是为了处理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一种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还是一种战略考量。如果奥巴马两年前就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美国本可以阻止如今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蔓延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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