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到潼关的第二天，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和这样做的意义。在会上，除了师长葛运隆主张讨蒋而外，大家都默不作声。当时冯的将领都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的亏，受阎的骗，如不把阎打倒，西北军在北方就难于发展。他们听到冯的做法和他们的意思恰恰相反，大家既不敢当面反对，也不愿表示赞成。会后孙良诚对人说：“我看先生(指冯)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宋哲元、刘郁芬等也都认为新败之后，元气未复，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当时大家恨阎不恨蒋的心理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鹿的幕僚某对冯的做法也表示反对，并向鹿建议：“应坚持拉蒋打阎，除去肘腋之患。如与阎合作，胜亦过不了长江，蒋退江南凭险固守，阎冯之间就会出问题，那时，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更不堪设想了，甚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鹿虽深韪其言，但他看到冯的决心很大，且各方联合倒蒋之局已成，只得勉强地跟着冯干。

这时，孙连仲部分驻在甘肃、宁夏和青海，孙本人也不愿对蒋作战。当冯打电报命令孙连仲率全部兵力东下时，孙尚欲以一部兵力控制西北局面，冯则坚决要孙将全部兵力调出，在电令中甚至说出“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颈的话来，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孙连仲不敢违抗，只得将全部兵力东调。

冯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对于联阎打蒋的战事普遍地存在抵触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有着厌倦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深知冯和阎的能力和做法，他们认为，冯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阎活象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帐，不能成大事;联阎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但是，冯的自信力很强，对此举很乐观。有一次对他的幕僚说：“这次举动，在军事上，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对付蒋介石一个集团军，其它受蒋排斥的军队也都倾向于我们，我们的兵力占有压倒的优势;再从政治上看，汪精卫先生已表示和我们合作，西山会议派的中委也和我们合作，张学良表示也很好，足见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冯在这次行动中，对自己估计很高，对蒋则估计很低;特别是对于自己的部下，既没有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更没有对他们进行反复的说服工作，仍然是象过去一样，独断专行，完全以命令行事。他认为阎锡山的决心很大，对自己的合作是真诚的，这是打倒蒋介石的最好时机，谁要说阎不好，他就很不高兴，斥为不顾大局，他要依靠阎的合作，来达到他打倒蒋介石的目的。

溃败开始

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反蒋声浪很高，反蒋军事的阵容也很强大，西北军的将领，在大势所趋和冯的号令之下，自无徘徊瞻顾的余地。同时，他们也未尝不想在这次战争中打出几省地盘作为西北瘠苦之区的补尝。因此，西北军在战争中依然表现了顽强勇敢、艰苦奋战的精神。但是，经过几个战役之后，有的将领渐渐感到兵员损失和械弹消耗的补充都很困难，因而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到了战争的后期，陇海线的八月攻势没有成功，津浦线晋军又遭挫败，蒋军由劣势转为优势，而阎冯联军则由主动变为被动，有些将领看到讨蒋军事越来越没有前途，失败以后怎么办?仍然回到西北去么?实在不愿意再去那里吃苦。特别是陕西省正在大旱灾之后，饿莩载道，既然离开了那里，谁也不愿意再回去。他们都在徘徊观望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加以蒋介石四出派人，多方利诱，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将领便走上投蒋的道路。

张学良通电发出后，阎冯联军中立即引起极大震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陇海线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均纷纷自由行动，随同晋军撤到黄河以北;石友三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的主张，并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将漳河铁桥加以破坏。所有这一切，都给冯玉祥的处境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九月二十八日这天，冯在郑州接到鹿钟麟的电话说：“十一口”(暗指吉鸿昌的吉字，因恐吉的行动动摇人心，故用隐语)发生了问题。冯尚不置信，在以电话直接与吉鸿昌谈话后，很气忿地对人说：“吉鸿昌这小子的脑筋真复杂，他对我说要做苦肉计中的黄盖，真是想入非非。”随后，冯的参谋长李兴中也在电话里劝吉审慎从事。吉说：“我的事已向总司令报告过了，今后我一定对得起总司令，请大家原谅。”不久，冯知梁冠英亦有变，派闻承烈前往见梁，探悉梁已率部离开原防地，谅难挽回，中途折返。防守许昌的第八方面军将领焦文典亦通电投蒋(焦曾请第八方面军总司令邓宝珊在通电稿上签名，遭邓拒绝，焦即派兵将邓软禁，过了几天，邓始脱险赴上海)，致平汉线军事受很大影响。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任应歧等部旋即在新郑一带陷于蒋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陇海路蒋军先头部队复于十月三日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蒋军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冯在这时，遂陷入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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