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多的时间。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为挽救南宋做出卓越功勋的文天祥能够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们的心恐怕都不会安。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

让王炎午们失望的是，文天祥并没有看到他“好心”的劝死文;王炎午们也可以宽慰的是，他们显然低估了文天祥的节气，不用他们的“督促”，文天祥自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和决心。

1282年十二月初九，当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是悲痛，也许更感慨，其中带着心安之情，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被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终结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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