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古人认为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宋代有一位官员就对皇帝说，“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天下未有不治”。

宰相的执政大权由制度赋予，为正统承认，如果君主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则会被认为违制，用古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这样的“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君王与宰相自古就有分权，宰相的治权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权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

不正常的是“与外戚共天下”，外戚所恃者，是其与皇室的特殊关系。这种由私人身份与关系网络所孽生的权力，是一种制度外的隐权力。如果说，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是帝国的“正室”，代表正式的权力系统;那么，外戚等隐权力者则是君王另立的“偏房”，代表另一套没有名分的“副权力系统”。

在“正室”之外另设“偏房”，在正式权力系统之外，另置副权力系统，始作俑者是汉武帝刘彻。刘彻乃雄才之主，不甘于垂拱而治，但皇帝要亲躬政事，宰相显然是最大的障碍，甚至宰相领导下的官僚系统也会碍手碍脚。为了越过这些制度性障碍，刘彻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汉初的尚书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作为正式权力系统的“外朝”撇在一边。

从名分上来说，内朝成员并无执政大权，有的还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但他们被皇帝托为心腹，预闻政事，隐权力极大，足以与外朝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不过，内朝官权柄虽重，但终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赋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内朝系统十分便于君主操纵指挥。刘彻因此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君主独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