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英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退化到了“半野蛮人”时代(见英使马戛尼的中国行记)。

“康乾”工商业远逊前朝、落后西方

我国宋代工商业早已非常发达。经过蒙古元朝的大破坏而逐步复苏，明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一说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而所谓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国工业产量仅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所谓“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

不但要在国内比较，还要到国际上比较。欧洲复兴以来，启蒙运动、体制改革、产业革命蓬勃发展，蒸汽机、纺织机、火车轮船、机械制造、现代工厂林立，就连相对落后的俄国也在彼得大帝时期向英法德学习，走向进步。而老朽的满清帝国却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在这“康乾盛世”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舰前来敲开“满大人”锈蚀腐烂不堪的国关大门。

人口剧增并非“好事”

康乾时期之所以被吹嘘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剧增。明代全国人口稳定在六千万左右(据王世贞记载，明代人口最高数字6330余万 );经过战乱后的恢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农村推广，导致“人口膨胀”。

满清起初征税的原则是按人头收税。这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据实上报人口，因报得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就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赋税不均，富者营私舞弊，虽坐拥千亩田产而少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仍尽劳动之责。

历史证明：人口剧增并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负担，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就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紧缩了优质劳动力的增长空间(余地)，从而严重制约了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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