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期间,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等地扶植了一批汉奸傀儡政权,并千方百计把它们捆绑在日本侵略战争的战车上,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驱使和利用它们,以达到其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扩大侵略战争的目的。于是,在它的操纵之下,各个汉奸傀儡政权之间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其中,伪满洲国和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尤为明显。这场“外交”活动是近代史上的一出丑剧。

一、“外交”丑剧的开场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操纵之下, 1940年3月30日,南京伪政权正式成立。它一成立,伪满洲国“即表明全面协调友好的态度。”1940年7月,日本第二届近卫文磨内阁成立后,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称霸世界,通过了《基本国策大纲》,图谋建立所谓“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它竭力操纵汉奸傀儡政权,开展“外交”活动,以达到其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目的。于是,两个汉奸傀儡集团奉日本主子之命,开始打得火热。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和导演之下,进一步调整所谓“满华外交”关系。伪满洲国派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作为全权委员去南京,于1940年11月30日同日本阿部信行全权大使及伪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一起签署了联合宣言。它规定“日本国、满洲国与中华民国谋求三国间以互惠为基调之全面合作,以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之成果,为此应采取必要之一切手段”;三国“将根据宣言之精神,迅即缔结条约”。“日满华”三方签署的这个所谓的“日满华联合宣言”,为“建交”方式达成一致意见。至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双方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构成了所谓“日满华亲善提携”的格局。为此,它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人员互访、互派“大使”、互设“外交机构”等“建交”活动。1940年12月10日,汪伪特使、外交部长徐良到“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开始所谓“国交”。1941年1月6日,伪满洲国任命吕荣寰为驻汪伪特命全权大使, 13日赴南京递交“国书”;汪伪也任命廉隅为驻伪满第一任大使,并于8月25日递交“国书”。10月22日,伪满将北平通商代表部改为大使馆分馆,把上海通商代表部、天津办事处改为总领事馆,济南办事处改为领事馆。

二、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与张景惠回访南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勾结更加紧密,汪精卫、周佛海、张景惠等大汉奸们纷纷粉墨登场,大张旗鼓地上演“外交”丑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虚张声势、摇旗呐喊。1942年3月1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大汉奸汪精卫为伪满洲国出笼十周年发表演说,他宣称:“友邦日本对英美宣战后,中国政府声明与日本同甘共苦,满洲帝国政府也声明与日本同心协力,这是东亚轴心向全世界发扬的共同精神。”他还祝贺“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昌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

1942年5月7日,汪精卫到伪满洲国进行访问。当天下午,他一行人抵达伪满洲国首都新京。8日上午,汪精卫等人前往伪皇宫与溥仪会见。汪精卫“就建国以来,国运之昌隆和满华国交之日益发展前途祝辞。皇帝陛下致欢迎辞。”汪精卫的伪满洲国之行,就其个人来说,他是十分不愿意去的,但是,他又是不得不去,因为这是日本主子之命。而溥仪对汪精卫来伪满洲国,也是“当时虽然很伤脑筋,但为了给主子面子,踌躇再三,还是在勤民殿召见了他,并赐宴招待。”显然,这是日本主子不得不导演而其奴才们又不得不高唱“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民族之团结”的所谓“亲善访问”的一出丑剧。看来,宿怨归宿怨,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还是不变的。如今他不仅也成为同类———没有独立人格的傀儡,而且还与其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历史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无情地嘲弄和讽刺了他们这般丑类。由此可见,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之所以共同上演一出出的“外交”丑剧,既是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它们苟延残喘的需要。特别是两个汉奸傀儡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出笼后,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处于可悲的孤立的阴影之下。所以,它们才不得不通过上演这样的“外交”丑剧来制造舆论,自欺欺人,掩饰其颓丧的情绪,摆脱其内外交困的窘境。

1942年6月8日,张景惠等去南京回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代表汪精卫到机场迎接。张景惠在机场大放厥词:“日前贵国汪主席阁下,正式访问我国。皇帝陛下为此答礼,特派本使,今抵贵国首府南京。回顾两国满华之交,前年十一月,由于满华日三国共同宣言而确立,贵我两国,而来基于本来之关系,日增友好,而汪主席阁下,访问我国,更增亲善,诚不胜同庆之至。”1946月9日,汪精卫在伪国府礼堂迎接张景惠等人。张景惠在大庭广众之下则继续高唱“为新东亚而迈进”,而在背地里却对汪精卫说:“现在咱们处境困难,日本的处境更难”。在南京,张景惠专程拜见了日本“大使”重光,又大谈什么“三国步伐一致”,“建设东亚新秩序对于日本帝国所执处理中国事变方策,实衷心感庆。自此次大东亚战争以来,日本帝国得赫赫之战功,满华两个当对日本帝国遂行之战,倾力协助,亦为日满华三国同相结之好。

三、周佛海的东北之行

1943年4月8日,周佛海也窜到东北,访问伪满洲国。周佛海在汪伪傀儡政权里历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兼保安司令等要职。他的这次出行伊始就不顺利,可谓险象环生。飞机“过山东半岛,山岳甚多,颠(簸)不堪,余乘飞机向未吐过,今则吐矣。有次机急降,人离座位与机顶相碰,后机师谓此机简直坚急(实),如系别机,在(则)直坠地下矣。险哉!”接着,又遇到伪“新京”(长春)降大雪,飞机不得不迫降在大连。在东北,他一口气呆了十余天,不仅于长春会见了溥仪、张景惠以及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而且还赴大连、抚顺、鞍山,吉林、哈尔滨,所到之处,接二连三地会晤日本关东军高级军官、特务机关头目和伪满军政要员。期间,他竟胡说八道,在观看伪满洲国的所谓“建国忠灵庙”之后说“亦如外到我首都之谒总理陵墓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佛海对于他的东北之行,早在行前的3月9日就说:“余实不愿前往,但影佐盼余一行,赴哈尔滨与渠会谈,商今后大计,此行恐不能免。”所以,他说“来哈,本为晤影佐”。影佐即影佐祯昭,他是日本军部为侵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中国通”,以领导上海日本特务谋略机关“梅机关”并炮制汪精卫伪傀儡政权、任日本陆军驻汪伪政府首席武官及最高军事顾问而臭名昭著。周佛海于1943年4月12日、13日两天三次与此时已是日军第七炮兵司令官的影佐祯昭密谈,并说“来哈之目的已达”。可以看出,他的这次“外交”活动,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局不利和日伪政权江河日下、举步维艰的困境下进行的。其目的无非就是他东北之行之前所说“商今后大计”及此后向汪精卫报告的那样,了解“华北情形和日苏关系在东北之现状”。在东北各地,尽管他观风景、泡温泉、吃西餐、喝美酒,忙得不亦乐乎,但热热闹闹的场面终究掩盖不了作汉奸的内心的空虚和对前途的无望与哀伤,所以,离开长春时,“与张(景惠)握别,依依不舍,均有难言之隐”;离开哈尔滨时,“于(静远)省长、张(文铸)司令来送,握别时彼此有言语不能形容之情绪”。

周佛海东北之行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屡战屡败,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它卵翼下的各个汉奸傀儡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再也打不起精神搞什么“外交”活动、玩弄自欺欺人的把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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