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愤激地指出：“今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罗教授说：“其实当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不独江西一路为然，以稼轩的精明能干，断无不知之理;以他那种敢作敢为的个性，也不会因为有所顾忌而隐忍姑息。那么是不是另有乾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在同一年，辛稼轩用商船贩运牛皮，路经南康军，被朱熹截获，朱熹《与黄商伯书》记载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辛帅之客舟贩牛皮过此，挂江西安抚占牌，以帟幕蒙蔽船窗甚密，而守卒仅三数辈。初不肯令搜检。既得此物，则持帅引来，云发赴浙东总所。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昨得辛书，却云军中收买。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朱文公大全集·别集》卷六)

光宗绍熙五年(1194)秋天，辛弃疾在福建安抚使任上时，被谏官黄艾弹劾他“残酷贪饕，奸赃狼籍”。次年冬天，御史中丞何澹斥责他“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宁宗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复起知隆兴府，“以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又被免官。在那样一个时代，贪污等罪名也可能是政敌的诬陷。不过，一再成为把柄，似乎也说明问题比较严重。

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非常不同意香港大学罗教授的看法。他的直接证据是辛弃疾所拥有的庄园规模并不大，“在宋代，凡被称做田庄或庄园的，主要都是以大片的农田(起码要几百亩)为主，再配合一些附属的建筑物如碓房、粮仓、牛棚、打谷场和庄丁的居舍等等，而辛家的带湖居第，则只是附有小园林的一个宅院。罗教授称之为大田庄或大庄园，是根本不对头的。”

邓广铭教授不仅对罗教授的结论表示质疑，而且对南宋洪迈的记述以及朱熹的见闻表示怀疑。作为文学家所写的那个《稼轩记》能够作为史料么?哪个文人在写这类应景文字时没有自己的想象与夸张呢?邓老质问说，洪迈所见到的只是一个施工设计图，或许文章的那些建筑只是规划项目，只是空中楼阁。邓老还指出，为什么只有朱熹感叹辛稼轩的庄园华丽，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尤其是与辛稼轩交往密切的上饶朋友都不置一词呢?

辛稼轩的“稼轩庄园”究竟有多大?辛稼轩究竟有没有贪污行为?这都是严肃的学术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辛稼轩自己的态度似乎也比较矛盾，一方面他有读书人的清高，反复表白自己对功名富贵弃之如旧鞋子，“富贵非吾愿，皇皇乎欲何之?正万籁都沉，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水”(《哨遍·秋水观》);另一方面，他对富贵的生活似乎兴趣很浓，“一杯莫落他人后，富贵功名寿”、“向人间，长富贵，地仙行”。哪方面是他真实的想法呢，或许两者都是。他鄙视富贵，也不能说明他的日子一定很清贫，“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盘华屋”(《满江红·呈赵晋臣敷文》，可见他的确发达过。即使隐居在上饶，他的日子过得不好不坏，不咸不淡，看这首《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当个小地主——也有可能是大地主，收收租子，然后就狂饮暴食，然后就游山逛水，然后就倒头大睡。管竹管山管水，这日子也真让人眼红。更让人眼红的是，在休闲的生活中他还总能写出名垂千古的佳作。游山、饮酒他能品出境界，《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怕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戒酒他也能做到荡气回肠，看这首《沁园春》：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许，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挥之即去，招亦须来”。

这样看来，即使他曾经有过一些灰色收入，但能转换为这么多大气磅礴的佳作，我们还是应该为之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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