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的杨家人又遇到了一个转机。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有两种很重要的人际关系，一个是同乡，一个是同年。同乡就是来自同一州县，同年则更为亲密即同年参加科举考试。失去了举人身份的杨乃武还有“同年”的关系网，恰恰是这个关系网，把杨乃武与当时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拉上了关系，为杨乃武的翻案提供了最后一线希望。杨乃武案发时，胡雪岩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中药店，他有一个幕友名叫吴以同，刚好与杨乃武是同科的举人，他与杨乃武相交颇深，觉得此案必有冤案。他将杨乃武的情况说给胡雪岩听，急公好义的胡雪岩打算出手相助。刚好此时，胡雪岩为丁忧期满回京述职的浙江籍官员夏同善饯行，他有意让吴以同作陪，在席间趁机说了杨乃武一案的经过，夏同善大为震惊，当即答应会鼎力相助。

同治十三年七月，杨乃武之妻詹彩凤随带其娘家帮工姚士法，携带杨乃武的呈控材料去北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这一材料。步军统领衙门将杨乃武的申诉情况上奏皇上，摆在了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案头。当然此时的慈禧对此事并没有很是在意，只是简单的下了谕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而这个杨昌浚文化水平并不高，官做得也不怎么样，杨乃武家里人这样反反复复的闹，他也早就心里厌烦了。但慈禧下了旨总不能不办，于是为了表示公正，他还特地招来了一些与此案毫不相干的官员重申此案。

杨昌浚并未亲提严讯，而是将此案交给刚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共同审理此案。湖州知府锡光参与几次审理后，即找了个借口不再参与审理，不知原因何在。后来主要由龚太守审理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见换了主审官，便满怀希望的开始翻供，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可是就在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同治皇帝驾崩了。这一来，就没人再搭理这桩案件，就被一拖再拖了。

胡雪岩

1875年正月，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即位。原本新皇帝的即位照例可以大赦天下，但杨乃武与小白菜因审而未结，且案情重大，悖逆人伦，因而不在特赦之列。但此时这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就在老佛爷忙着新皇登基，垂帘听政，都快忘记这个“风化案”的时候，又一封为杨乃武小白菜翻案的奏折被递了上来。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这封奏折上矛头直至浙江巡抚杨昌浚，奏折中请求弹劾杨昌浚。因为慈禧下令重审的时候，刚好是皇位交替这样的敏感时期，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人觉得不会有人在此时关注一个小小的案子，于是便堂而皇之的拖延起来。然而对于一直都在关注此案的夏同善来说，杨昌浚等人拖延的态度让他无法接受甚至觉得愤怒。夏同善于是多方进行游说，终于说动了以为浙江籍的御史给慈禧上了一份弹劾的奏折，大意是指浙江巡抚杨昌浚有意拖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属于心怀不轨，想欺君罔上。因为杨乃武所在的浙江省是科举大省，在清朝的进士里面浙江人占了很大比重，当时如中了进士有两条路，一是外放地方当官，另一种是入翰林院做京官。如此一来，京官之中，浙江人的势力非常大，夏同善就是利用这样的现状，甚至联系起来一个庞大的同乡加同年的力量。

回过头来，审理此案的关键人物浙江巡抚杨昌浚却是个湖南人。杨乃武身为举人竟然遭遇了这样的冤案，这使得几乎所有的浙江籍官员都很同情杨乃武，也对杨昌浚感到愤怒。这个案子发酵成了关乎浙江人官员脸面的案子，弹劾的奏章一递上去，在京的很多京官群起响应，逼得杨昌浚不得不上书自辩。慈禧为了平息愤怒，决定命新任的浙江学政胡瑞澜位钦差大臣复审，全权处理此案。胡官居学政，虽通学术，却不谙刑名，难以胜任，且是杨昌浚手底下的官，上任后，受到杨昌浚的各种“劝说”和利诱。也未能推翻原判。慈禧这样做，有种说法是为了能省钱，就近指派即将去浙江上任的胡润澜，就可节省亲差大臣的一笔不小的出京费用。可见，慈禧并没有因为这件案子的发酵而重视起来。

此时的杨乃武听说钦差大臣竟然是胡润澜时，百感交集。他在狱中绝望的写下一副对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邢台乃武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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