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十月十八日，又一封奏折被递到了慈禧的手上，这封奏折来自户部给事中边宝泉，揭发了胡润澜与杨昌浚素来较好，胡瑞澜办理此案时，“外示严厉中存偏袒，有官官相护的嫌疑。”他同时指出，胡润澜本身是学政官，没有办理过刑事案件，所以抓不住重点。其次，胡润澜是浙江学政，他的考评升迁都是巡抚杨昌浚说的算的。因此希望表示公正，此案能交由刑部从头审理。此时距离胡瑞澜的结案报告提交给朝廷刚刚过去十五天。

此时这个案子发展到如今，已经与当事人的冤屈没有太大关系了，俨然成为官场上的帮派斗争，为了增加自己这边的胜算，夏同善找到了一个很有力的帮手，此人就是时任刑部侍郎的翁同龢。当这个案子再一次出现在慈禧太后的案头时，慈禧已经很明白了，现在它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风化案，已经是涉及到浙江官场的弹劾案。老佛爷此时已经有了自己另外的考量，这个案子可以解决她的一个心腹大患——湘军。

湘军在平定了太平天国以后，就牢牢地控制着江浙一带，成为了慈禧的心腹大患。江浙作为赋税重地，朝廷绝不会容许湘军继续一方做大。慈禧曾经想过通过替换两江总督的方式夺曾国藩的权，但没想到，同治九年七月，她钦点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南京光天化日之下遇刺，也就是著名的“刺马案”。这让慈禧的计划落了空，也让她身为恼火，尽管不久之后曾国藩去世，但江浙地方权力仍然长期把握在湘军一系手中。即便是慈禧的懿旨有时候也往往力所不能及。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的主审官杨昌浚，恰恰是湘军在江浙的代表人物。此案涉及的大小官员几乎都是湘军的人。想要翻案，其实就等于跟湘军过不去。

曾国藩

慈禧此时的考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的清朝依然内忧外患，因此还要依靠湘军来平定战乱，如果将此案交由刑部，湘军的人一定会觉得朝廷在针对他们。另一方面，假如此时真是冤案，就可以借此从湘军手里夺回江浙的权力，巩固她的中央集权。这时的慈禧内心无比纠结，在慎之又慎左右权衡之后，觉得还没到跟湘军撕破脸的时候，并没有同意复审。但她同时同意了将此案的案卷交给刑部看看是否有可疑之处，标出之后再交给胡润澜进一步查明详情。

在刑部接到案卷后不久，夏同善召集了在京任职的浙江官员为杨乃武翻案，在他们看来，如果杨乃武的案子不能昭雪，整个浙江官员都将很有没有面子。在夏同善的召集下，十八位浙江籍官员联名写了一封呈词，要求朝廷将此案交给刑部审理并昭示天下，“以示释群疑”，“此案如不平反，则浙江将无艺人肯读书上进矣。”慈禧感觉到，此时正是教训湘军的良机，于是当即同意将此案交由刑部审理。

刑部接下此案后，便调集本案的有关证人及杨乃武和小白菜进京。由于当时本案的主要证人钱坦已死，刑部也无法依据证人的证词和人犯的口供定案。虽然在审理时发现杨乃武和小白菜都受过酷刑，与杨昌浚具题、胡瑞澜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一节显有不符，且杨乃武和小白菜也都推翻了原先因奸谋毒的供述，但刑部认为仅凭这些也难以定案。在审问进京人证的过程中，刑部官员发现余杭县令刘锡彤所勘验的葛品连中毒身死的尸体勘验结论值得怀疑。于是经请得旨意，将葛品连的尸棺运至北京，重新勘验葛品连的死因。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由于此案影响很大，所以前来观看开棺验尸的人非常多。经当时京城最有名望的仵作荀义、连顺喝报，验得葛品连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确属无毒因病而死。在场的刘锡彤以及原验仵作沈祥也都不得不认可了这一鉴定结论，此时审案现场欢声雷动。刑部官员还讯问刘锡彤、沈祥原验情况，两人承认，原验时，试毒银针并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复擦洗，不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要求;沈祥向刘锡彤只报服毒而死，却未报何毒致死，等等。据此可见，杨乃武和小白菜确系冤枉。他们原来所作“因奸谋毒”的有罪供述显然均为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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