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神宗赵顼即位之前，整个帝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中小地主，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是，当神宗真的任用王安石推行改革时，这些人却又大多变换立场，出尔反尔，竭力反对和阻挠改革。改革竟然会遭遇到如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这是神宗所始料未及的。从史书上看，神宗赵顼这个人，能力一般般，魄力也不大，做事畏首畏尾，但相比较而言，理智还算健全，改革的意志也还非常坚定。虽然对改革可能或必然会遭遇到的巨大压力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明显准备不足，但面对反对派咄咄逼人的汹汹气势，年轻的神宗皇帝在一开始头脑还算清醒，尽量站到王安石一边，竭力为新法的推行保驾护航。

熙宁二年六月，当御史中丞吕诲公然跳出来向王安石发难，历数他的十大罪状，意欲阻止改革时，神宗不仅当场为王安石辩护，而且事后还罢了吕诲的御史中丞，把他贬到邓州去了。随后，侍御史刘琦和监察御史里行钱顗以及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弹劾王安石，反对新法，神宗也都将他们贬职。后来，在谏院任职的范纯仁上章弹劾王安石，指责王安石“掊克财利”，尽管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神宗心有不忍，但还是将他贬出京城，出知河中府。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忭、枢密副使吕公弼、御史程颢等因为反对新法也相继被罢黜朝廷。而王安石和他的“铁杆哥们”韩绛则被提拔为同平章事，成了真正的宰相，朝廷中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令人感到颇为遗憾也颇为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改革的总后台，尽管神宗竭力为王安石撑腰，而王安石对于改革也可谓殚思竭虑、鞠躬尽瘁，且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但改革却始终步履蹒跚，寸步难行，经常会遭遇到坎坷乃至陷阱。我们看神宗一朝的“熙宁变法”就正是这样。

有道是：“吹开青苔喝凉茶”。今天，在时间已经过去了900多年之后，倘若对这场曾一度沸沸扬扬但最终却前功尽弃无疾而终的变法尽量冷静客观地进行案例分析，那么，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导致“熙宁变法”“非正常死亡”的其实并不是它自身染上了什么不治之症，而完全是由于外力的侵犯与伤害置他于死地的。的确，仔细考量，我们会觉得，当年由神宗赵顼一手策划与推动的“熙宁变法”，无论它的改革初衷还是它的改革时机，都是再合适再正当不过的，纵然新法的某些具体内容或变法的制度设计有一些瑕疵，执行的某些具体程序或环节也难免存在些漏洞，但只要在变法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改，加以完善，许多困难和问题还是可以克服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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