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5月中旬，蒋介石撕毁国共停战协议，命令国民党94军121师、42师，92军21师等部，集中9000余兵力，由94军军长牟廷芳指挥，向北宁线以西和津西解放区大举进犯。5月24日，敌出动5000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向三面被围的解放区河北胜芳发动猛烈进攻。冀中军区命令我当时所在的军区特务团，九分区38团，回民支队和胜芳保安大队固守胜芳外围阵地，抗击敌人的进攻。并由冀中七旅和地方武装在外线迂回作战。我守卫部队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奋勇作战，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在外线部队的有力配合下，激战七昼夜，共歼敌1500余人。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军不得不全线溃退。第一次胜芳保卫战，以我军大胜而结束。 大约在7月份，就在我军加紧备战，严防敌人再次进犯的时候，我忽然接到通知，命我火速赶往团政治处。我急匆匆从前线赶到政治处，没想到一进门却看到了连夜赶来送信的同村乡亲。 原来，因为连年战乱，各地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这便为瘟疫的流行和曼延埋下了祸根。同年6月，辽宁锦西爆发霍乱，并迅速向东北各地和关内扩散。7月天津爆发疫情，很快波及冀中各县。我的故乡河北任丘县离天津较近，故疫情来的快而凶猛，为害甚烈。我的老家石门桥村，又称大五村（原有五个村子离得很近，逐渐连成一片，成为一村，故得名），成为重灾区。不长时间，就有300多人被霍乱夺去生命。当时的情景真是全村皆戴孝，户户有哭声。有的人早上为他人送葬，晚上即被传染致死，又被别人送葬。疫情最严重时，村中已到了染病无法治，死后没人抬的地步。我家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户，短短十余天，爷爷、奶奶、母亲（父亲早年亡故）和唯一的哥哥相继染病去世，家中仅剩一个寡嫂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孤苦无依。村中见此惨状，急忙派人星夜赶到部队给我送信，希望我回去料理后事。 闻此噩耗，我如五雷轰顶，五内俱焚。政治处牛主任马上批准我和妻子回家探视。我叫上在团卫生队工作的妻子（家母45年9月入伍）便匆匆上路。赶到村口时已然入夜，诺大的村庄一片死寂，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丝声音，到处透露出死亡的气息。道路两旁插着为故去亲人送行的香火，东一簇，西一簇，似乎没有尽头（当地民俗，亲人亡故后，在道旁插香火以示送行）。未熄灭的香火在夜风中忽明忽暗，更凭添了几分凄凉和恐怖。 回到家中，听完寡嫂对事情经过的哭诉，除了悲痛，更增加了几分忧虑。几位亲人的丧事是在村里的帮忙下发送的，四口棺材和送葬所需的一切物事均是赊欠的，所有费用加在一起，按当时市价折算，约合3000斤小米。这3000斤小米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犹如天文数字。当时部队实行供给制，从干部到战士，除女同志每月能领取5毛钱的卫生费外，其余人没有一分钱的津贴。对此，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无法理解，但当时我们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不怕流血牺牲，忘我的战斗着。 天刚亮，听到我回来的消息，债主们纷纷上门来讨债。这不能怨他们，大灾之年，他们的日子也很艰难。当时家中除了三亩六分活命的薄田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如何还债，使我左右为难。万般无奈下，我赶到区政府，希望获得他们的帮助。但因钱款数额较大，区政府也无力解决。我又赶到河间，向冀中军区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战争条件下的部队，经费极度紧张，军区也拿不出这么多钱。看着焦急的我，他们建议我去一趟冀中地区行署，看能否得到地方政府的帮助。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赶到地区行署。行署主任罗玉川同志了解情况后十分重视，当即指派负责民政工作的王科长，随我回家了解核实情况。情况核实后，王科长用电话向行署作了汇报。罗玉川主住立刻下令，从地方政府的储备粮中拨付3000斤小米，帮助我解决困难。 当拉满小米的大车停在我家门口时，我那颗冰冷的心忽然被一股巨大的暖流所包裹。我知道这股暖流来自何方，也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王科长亲自过秤，用小米将我家的欠款一一付清。望着王科长忙碌的身影，我内心的感激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疫情在地方政府的积极防治下，很快得到控制。我安顿好家里，立即同妻子赶回胜芳前线，投入新的战斗。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部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先后参加了太原战役和平津战役。在枪林弹雨中，无论环境和条件多么险恶，无论前方的道路有多么漫长，我都无所畏惧。因为，那股暖流一直在我胸中激荡，我已将我的心和整个生命交给了党，交给了哺育我的冀中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这件事情也过去了68年。但每当我回忆往事，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罗主任和蔼的面孔，王科长忙碌的身影，战友们关切的目光和那饱含冀中人民对子弟兵深切关怀的金灿灿的3000斤小米，不断在我眼前萦绕，令我永远无法忘怀。现在，我将这段故事如实地讲出来，只是希望看到此文的同志和朋友们，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能从中得到某些启迪，悟出些人生的道理来。谢谢。 天津警备区第七干休所 离休干部张瑞臣（口述）时年92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