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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罪状的夹击下，围棋的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泥泞重重。西汉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有资格“饱食终日”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意识到了围棋的魅力，并沉迷其中。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合法化，许多人开始通过文学作品为围棋进行辩护。其中辩词最为雄壮的要属汉赋大家班固了，班固在其《弈旨》中说围棋“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俨然将这种游戏说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此外，围棋本来就是模拟战争的游戏，因此强调围棋和兵法的关系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辩护方案。西汉末刘向曾作《围棋赋》，全文虽已经失传，但在《文选注》里还保留了一句：“略观围棋，法于用兵”，可说是现存可靠文献中最早将围棋和打仗联系起来的段落。东汉大儒马融在其《围棋赋》里进一步说“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在围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间建立了具体联系。 然而这种以围棋作为兵法教材的说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战。三国时，吴帝孙权的太子孙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们不但不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反而一个个沉迷上了赌博和下棋，觉得非常担心，便组织了一个宴会，命令与会者分别撰写论文，矫正这种风气。其中史学家韦昭的论文写得最好，在后世广为流传，还被收入了《文选》之中，这就是著名的《博弈论》。  当今经济学上的“博弈论”是分析博弈中的各种策略选择，而韦昭的这篇《博弈论》则对博弈进行了严厉批评。韦昭认为，围棋和六博等游戏会让人“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沉迷其中则可能导致“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等等问题。此后，韦昭特地针对刘向、马融等人将围棋与兵法相比附的说法，驳斥道：“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在这里，韦昭认为围棋的格局完全没有办法和瞬息万变的战场相比，将兵法应用在围棋上，还不如将之应用到真正的战争中，既可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又可以建功立业，获得封赏，何乐而不为呢? 韦昭的驳斥可谓正中要害。说到底，围棋只是一种游戏，不论背后蕴含着多么深奥玄妙的道理，它始终与现实的事功隔了一层。在崇尚实务的风气面前，这些辩护终究是无力的。韦昭代表的是吴国太子孙和，属于国家的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说，手下的办事人员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到国家的运作上来，而围棋和六博这类与事功关系不大的游戏，正是办公效率的最大杀手，必须予以最严厉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统治者和士大夫保持着这种上司—办事员的关系，围棋就很难获得上层的提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