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作者是宋代文学家苏洵。其全诗如下：

【前言】

《心术》是北宋文学家苏洵所作《权书》中的一篇。这篇文章逐节论述用兵的方法，分治心、尚义、养士、智愚、料敌、审势、出奇、守备等八个方面，而以治心为核心，所以标题为“心术”。其中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但也有诸如“怀其欲而不尽”、“士欲愚”之类的封建权术。全篇段落分明，井井有条。

【原文】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注释】

心术：心计、计谋。这里是将略的意思。术，方法。

治心：指锻炼培养军事上的胆略、意志和吃苦的精神等。治，研究。这里指锻炼。

麋：麋鹿，鹿类的一种。

兴：起，这里是突然出现的意思。

于左：从旁边。左，周围，附近。

瞬：眨眼。

然后：这样才。

制利害：控制利害得失。制，控，掌握。

待敌：对付敌人。待，对付，对待。

兵：军事，战争。

上义：崇尚正义。上，通“尚”，祟尚。

利害：原选本作“利害”，“四部丛刊”本《嘉佑集》无“利"字。

他日：别的日子，将来。

措：安放。

怒士：激励士兵。怒，用如动词，激励。

百战：多次作战。

养其财：积聚军用的物资。养，积蓄。财，物资。

谨烽燧(fēng suì)：慎重地搞好警报工作。烽燧，烽火和烽烟，古代边防报普的两种信号，白天报带的烟叫“燧”，夜里报普的火叫“烽”，引申为边警。

严斥堠(hòu)：严格地作好放哨、瞭望工作。斥堠，古代用来瞭望敌情的土堡，这里指侦察，候望。堠，也写作“候”。

犒：犒赏，旧指用酒食或财物慰劳将士。

优游：闲暇自得的样子。

挫：挫折，这里指打了败仗。

厉：通“励”，勉励，激励。

“用人”一句：用人时不要一下子满足他们所有的欲望。所欲为，要求的，追求的，即欲望，愿望。

贪：贪图实现尚未达到的欲望。

并天下：兼并天下。并，兼并，合并。

厌兵：厌恶打仗。

黄帝：传说中中国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相传曾在战争中多次取胜，打败了炎帝、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殆：通“怠”，懈怠。

智而严：机智而且威严。智，有智慧。严，有威严。

欲：应该。

委己：委屈自己。委，委屈。

惟：同“唯”。正因为，只因为。

动：进攻，出击。

主：主帅，首脑。

将：将官。

动于险：在险地进攻。险，用如名词险地。

邓艾缒兵于蜀中：邓艾，三国时魏国的将领，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率兵从一条艰险的山路进攻蜀汉，山高谷深，士兵都用绳子系着放下山去，邓艾自己也用毡布裹着身体，滑下山去。缒，系在绳子上放下去。

刘禅：三国时蜀后主，小名阿斗，刘备之子，公元223年至263年在位。

坐缚：意思是极容易俘获。

彼：指邓艾。

固：本来。

侮：轻视、轻侮。

【翻译】

作为将领的原则，应当首先修养心性。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边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军事崇尚正义。如果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可图也不要行动。并非一动就有危害，而是因为后来将有不能应付的事情发生。只有正义能够激愤士气，用正义激愤士气，就可以投入一切战斗。

作战的措施大致是：当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要积蓄财力;当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要培养战斗力;当战争已经打起来的时候，要培养士气;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要修养心性。小心谨慎地设置报警的烽火，严格认真地在边境巡逻放哨，使农民无所顾忌，安心耕种，这就是积蓄财力的做法。用丰盛的酒食等物慰劳战士，让他们悠闲自在，养精蓄锐，这就是培养战斗力的做法。取得小的胜利，要使战士感到更加紧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让战士得到更大的激励，这就是培养士气的做法。使用战士要注意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修养心性的做法。所以战士们常常积蓄着怒气，心中怀有欲望却不能完全实现。怒气没有消除干净就有余勇可贾，欲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将继续追求，所以即使吞并了天下，战士也不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的军队经历了七十次战斗也不懈怠的原因。如果不修养心性，战士们打了一次胜仗后就不能继续作战了。

将领要聪明而严厉，战士要愚昧。聪明就不可预测，严厉就不可冒犯，所以战士们都把自身完全交出来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呢?惟其战士愚昧，然后才能跟他们一道舍生忘死。

大凡出动军队，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够在危险的地方出兵。魏将邓艾率兵伐蜀汉，从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用绳子拴着士兵从山上坠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那么百万大军也可以坐而捆绑擒获。邓艾本来就对刘禅轻慢，所以才出兵于危险之地。因此，古代的良将，能用大军去试探敌人的强弱、虚实，同时也用敌人的反应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可以决定行动方针了。

作为主将的原则是：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了解形势然后可以增兵，懂得节制然后可以用兵。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见了小利益不轻举妄动，遇上小祸难不回避。小利益、小祸难不值得辱没我的本领，然后才能够应付大利益、大祸难。只有善于蓄养本领又爱惜自己军队的人，才无敌于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抵御百勇，一静可以控制百动。

军队自有长处和短处，无论敌我都如此。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却不与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蔽起来，敌人却竭力与我对抗，怎么办呢?回答道：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心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使敌人轻慢而陷人圈套。这就是灵活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但有所依靠。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就知道牺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握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着猛虎，敢于奋力呐喊而挥鞭打击;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会吓得面容变色连连后退，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带兵了。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剑，那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要是头戴着盔，身穿铠甲，靠着武器而睡觉，那小童也敢弯弓射杀了。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那就威力无穷了。

【赏析】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而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而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而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而供给贫乏，用人“赏数而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而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而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而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而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而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而不屈，知势而不沮，知节而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而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而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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