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乍看此诗，诸位一定觉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然也，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义前所作的那首[狱中题壁诗]的原诗。而那另一首脍炙人口的、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反复吟颂、激励了无数人为理想而献身的“狱中题壁诗”却是被篡改过的伪作。

篡改者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四句甚至比原诗更加豪迈激扬，更加雄浑悲壮。尽管我心里很不愿意承认，但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梁任公百年来被许多中国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视之为精神导师，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学者和思想家。而他篡改谭氏绝命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一个历史真相。

历史就像是个随时要被打发去接客的婊子，时常被鸨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浓妆艳抹的，一巴掌过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层雪花糕来。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师徒流亡海外，办刊、演讲、作学问，编撰了大量与那段历史有关的著作，但他们至死都不承认维新党人当年策划过“围园锢后”的密谋，声称是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如后来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朝廷误信其言，方导致后来的种种变故。因为康、梁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所以后世史家们有不少人以康、梁的说法为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自然还当从其他当事人的撰述中寻踪觅迹。

袁世凯便是戊戌变法及那场扑朔迷离的密谋中的主角之一。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玩两面三刀 , 一面对维新派及光绪皇帝虚以委蛇， 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假意答应谭嗣同同意举兵杀荣禄 , 围攻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 另一面决定投靠守旧派，当天乘火车赶到天津 , 在荣禄面前把密谋合盘托出，一股脑将将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卖了。紧接着是慈禧临朝训政 , 囚禁光绪帝 , 捕拿维新派 , 斩杀六君子 , 致使百日维新失败。这种说法的重要凭据之一是袁世凯自己写的《戊戌日记》，其中他对自己出卖维新派之事毫不掩饰，但对他与维新派的密切关系以及是否有参与密谋一节却是欲盖弥障，含糊不清，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随着许多史料及证据浮出水面，这种说法已逐渐被推翻。近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在袁世凯告密前已经决定重新出面训政，发动政变。而袁世凯先前并无告密的念头，而是在听说了政变的消息后，以为是因为密谋败露而引起的，吓的屁滚尿流，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便跑到一度对他颇为欣赏的荣禄面前，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忏悔，把维新派“锢后杀禄”的密谋竹筒倒豆子，合盘托出，求荣禄为他作主 。而慈禧在政变之后才听说了密谋一事，又惊又怒，后怕不已，这才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捕杀。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说明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引发政变的原因，但他落井下石，却是导致六君子被杀的主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史证。一个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写的日记《诡谋直纪》。毕是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这本日记中载，康有为曾召之密谋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为人大不可靠。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另一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他写的《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以上都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由不得康有为否认。康之所以在诸多铁证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认，主要是因为这样一来将由他来承担变法失败的主要责任，并且这种犄角旮旯似的宫廷阴谋实在是有损他完美无缺的“圣人”光辉形象，这维新运动则也成了政变、革命而非改良了。而伪造历史，却一直是康有为的强项。首先，这位以“圣人”自诩的仁兄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扮的角色，就并非如他自己在外边吹的那样风光。在许多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中，一般都有一个把康有为当作变法维新的中心人物的说法，认为康在百日维新期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如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等等。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甚至将康比作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这个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说法，实则大谬，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后由康及其门徒吹嘘出的一个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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