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
    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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