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
    22:00
    饯行之宴
    也许是因为前一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雨，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的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热”。“寒暑表上的水银柱从大清早就直线上升，即使夜间也不轻易下降。”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还清清楚楚记得这一天的情形。
    22点多，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会议。当天下午，他在市政府邀请胡适、梅贻琦、张怀九、傅斯年等20多位北平文化界的负责人开会，一方面报告局势之紧张，另一方面，也想听一听这些文化人对局势的应对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秦德纯与胡适等人的会面也有饯行之意。6月中旬，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邀请是蒋介石发出的。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
    日军在丰台一带频频演习，华北局势将走向何处？所以秦德纯决定在胡适等人动身之前宴请这些文化界名流，也借此探测一下南京中央的态度。虽然天气酷热，但这些忧虑时局的学者还是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夜色深沉。 
    22:40
    神秘枪声
    而此时，一支日本队伍正在京郊丰台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正是他们的军事行动引燃了持续8年之久的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丰台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日军自然不愿意放过这样一个战略要地。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次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
    自此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29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易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深谙此义的日军在演习中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
    7月7日，日本军人又出现在卢沟桥以北地区。据清水节郎记录：演习前，他说明这次演习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19时30分，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据清水节郎记录：22时40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枪响令清水节郎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他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赴现场。 
    23:40
    深夜来电
    刚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告别回来的秦德纯尚未来得及好好休息，便被电话惊起。此时是7月7日23点40分。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和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他们告诉秦德纯，日方在今晚的军事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日方以此为由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进城检查。不过为了避免矛盾激化，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随后，宛平县长王冷斋奉命来到日本特务机关部松井太久郎那里交涉。在此之前，他令宛平城里驻军营长金振中查询此事，还让警察各处搜索，也没有发现所谓失踪士兵。王冷斋首先告知中方调查结果：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中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中方所发，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也一枚不少。可是松井仍然强调说，确有一名士兵失踪，必须进城搜索。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到王冷斋拒绝。眼看争议不下，后来双方商议，“决定第一步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中、日双方各出三人，分乘两辆车，在夜色茫茫中驶向宛平城方向。这时，王冷斋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500多人并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出发，事态颇为严重。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个“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其实很快就回到队伍。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实际上，约3小时(注：另一说20分钟)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战后有人问当天带队的中队长清水节郎，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志村归队之事？清水支吾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