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社会史学科的体系
    社会史学科的体系问题，通俗一点说，就是如何从学科的要求来科学地编写社会史。关于这一问题，在此之前尚很少有人正式论及过。但我们通过几部现已出版的社会史著作的编写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争论，仍可看出学术界在此问题上认识的差异。
    差异主要体现在编写社会史的立足点问题上。即编写社会史究竟立足于“社会”，还是立足于“历史”？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社会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涉及到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与社会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
    应该说，在有关社会史的学科性质，以及社会史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上，学术界已作了广泛的理论探讨。如冯尔康在《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中指出：“社会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以其研究对象，将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结合起来，它综合这些学科中历史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可以说是这几个学科边缘部分的结合部。”（注：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王先明则用“历史的社会和社会的历史”来表述他对社会史与社会学、历史学关系的认识（注：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而周晓虹则撰文表示， 他只同意王先明关于社会史表述的前半段，而不同意其后半段（注：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学术界关于社会史学科性质，以及与之相关学科关系的不同认识，无疑表明了要构建社会史学科的体系并不是一件易事。
    事实上，从人们对于现今已出版的几部社会史著作的编写体系的批评中，更能看到这一点。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张静如等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以及由我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是现今所见到的几部具有完整学科体系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就是这几部社会史，自出版以来，在学科体系方面，都受到了学术界程度不同的批评。如乔志强的著作就被人批评为只是“从历史上的社会（横断面）而不是从社会的历史（纵剖面）来确立整体的理论体系”，在其理论建构中“弥漫着浓重的社会学的理论特色”（注：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拙著《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出版后，虽被一些同仁誉为“这一理论框架是成功的，是比较成熟的”；“这个理论框架的制订，对于明确社会史研究对象和社会史学科的性质，是一个关键”（注：《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社会通史〉研讨会纪要》，《光明日报》1997年4月11日。）。 但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理论体系“强化了社会学”，而“弱化了历史学”。
    那么，究竟能否建立起为大多数人所认可，较科学的社会史体系呢？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能否给社会史以一恰当的定位，能否在社会史的研究中给社会学、历史学以一恰当的位置。从现今社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短时间内要使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上趋于一致仍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不要为这种困难所止步。大家尽可根据自己对社会史学科的认识去构建社会史的体系，也尽可根据自己的认识去批评现已构筑的体系。
    为便利大家构建更新更科学的社会史体系，有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社会史是社会的历史学而非历史的社会学。
    历史学与社会学作为两门不同的社会科学，呈现着不同的学科结构。历史学侧重于研究社会的“历时态”；社会学侧重于研究社会的“共时态”。社会史作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它理应具有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历史学的“历时态”与社会学的“共时态”有机地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不是机械地拼凑。它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特征。社会史的根本属性是历史学。用较严谨的语言表述，即社会史是社会的历史学，而非历史的社会学。社会史这一学科特性，决定了社会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由历史看社会，以社会的历时性发展为主线。
    第二，社会史的研究要适度地运用社会学的知识，合理地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如前所述，社会史作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的历史发展。因此，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在构建社会史的科学研究体系中，运用社会学的知识，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一定要适度。要从史学的意义上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锻造。换句话说，一定要对社会学的知识赋之以历史内容，并将其与传统的历史学知识联系起来，使之成为社会史知识。切忌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滥用社会学的概念与词语；二是用社会学的理论架构来套社会史框架。
    第三，要认识到社会史截取的时段不同，其研究体系也要有所不同。
    从社会史学科建设上讲，具有完整学科体系的社会史研究，不是指社会史的微观分解研究，而是截取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段作整体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史研究，由于截取的时段不同，其构筑的研究体系也要有所不同。我在前面提到的几部社会史著作，即我们编写的《中国社会通史》、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张静如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实际上是分别截取中国社会历史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编写而成的。时段不同，所反映的社会构成及其社会运行的变化也就不同。一般地说，时段愈长，社会变化就愈大。时段愈短，社会变化愈小。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态来看，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如家庭结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未发生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必然使得我们在构建社会史的研究体系，所研究的社会历史时段愈长，其研究体系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就愈浓。反之，所研究的社会历史时段愈短，其研究体系所呈现的“社会学”特征就愈显。社会史学科体系出现这种情况应是正常的。
    总之，要构建社会史研究的科学体系，不是一件易事。我们在《中国社会通史》中构筑的社会史体系，也仅是一次尝试。它还将有待于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中不断地充实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