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再次强调，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为完成这个时代的使命，国人付出了巨大代价，苦苦探索，寻求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当有人发现陋俗文化是构成中国败弱的重要原因时，就决心通过批判和改造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目的。这种“欲谋社会之进步，不能不改良风俗”[25]的“习俗救国论”是近代诸多文化救国论中的一种。事实上，文化救国并不是排斥其他救国方案而独树一帜，并能最终达到救国目的的最佳路径，但这绝不是说文化救国论没有丝毫实践意义。文化救国理论的核心意义是要改造国民心理素质，即戊戌时代的“开民智”，本世纪初年的“新民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严复曾特别强调“开民智”的重要地位，他说：“民智者富强之原。”[13]（《原强》，第一册）梁启超说：“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本有留意焉者也”[21]（P207），“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1]（P207）。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我怎样做起小说》，第4卷，P521）这“引起疗救的注意”不但是救人，而且是救国。国家与国民素质并非没有关系，一个群体是否具有近代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救亡观念，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关系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救国论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文化救国实际上是政治救国的一个必要补充，这个补充有利于救国大目标的完成。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近代陋俗文化改造在近代救国过程中产生的进步意义是绝对不可抹煞的。
    收稿日期：199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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