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学术成就，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热潮，与社会史研究一起成为新时期史学研究中两颗耀眼的明珠。无论是以文化通史形式出现的文化史著作，还是以专题形式进行的文化史研究，都有许多面目各异的文化史巨著值得称道；三十多年的文化史学术史，积累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但是，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史研究道路，分析目前的文化史研究状况，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譬如以罗列文化现象代替深入的文化精神思考而类似社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亦即整体性思维的缺失；文化史研究对“国学热”倾向的无批判态度甚至盲目追从，就是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篇短文，仅就文化史研究中整体性思维的缺失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整体性思维，不仅是对文化史研究的要求，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思维形式之一。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密切交织而形成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运动过程。任何历史事物、历史现象都处在与其他各种事物、各种现象复杂的历史联系之中。像一位西方史学家所说，人类这样东西，绝不是科学的分门别类的总和，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但水既不是氢，又不是氧。单独研究氢和氧，并不能理解水。研究历史也是这样，任何一个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如果割断它和其他历史现象的联系单独加以研究，都不可能达到认识它的目的。因此，研究历史，就要求有整体性的眼光，把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去考察。因此，整体性，就成为历史思维的一个明显特征，成为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特殊角度。文化史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
    缺乏整体性思维，而把具体的文化史现象加以罗列，是在文化史研究开始初期就已经出现的普遍现象。记得在80年代初，文化史研究刚刚兴起时，学界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长时间陷入文化定义讨论，把智慧和精力集中在没有绝对是非之分的抽象命题上，打一场没有尽头的笔墨官司；另一种倾向则是陷入无限广阔的现象世界中，抓住五颜六色的文化事实和文化现象中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加以描述或梳理。而文化史研究最应该关注的基本问题，诸如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文化发展的基本道路和内在逻辑、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各种文化形式的内在联系、文化发展与整体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些文化史研究中重要的核心理论问题则被无情地放逐了。
    80年代文化热刚刚兴起的时候，笔者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策划出版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计划五年出50本，十年出100本。这的确是一个宏伟的规划，它将涵盖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将会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给予强大的推动。但是，我们同时也在忧虑，即使这些书都能按计划出版，就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揭示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吗？笔者当时就有所怀疑。因为，诸如这套书的那些选题，“中国彩陶艺术”、“中国甲骨学史”、“中国染织史”、“方言与中国文化”、“中国小学史”、“中国杂技史”、“中国古代火炮史”，等等，如何全息性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不能靠这样一个个文化现象的状态描述可以展示的。这些东西出版得再多，也不能代表我们所追求的中国文化史精神。所以，我们在80年代就提出了文化史研究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的问题。笔者在1989年出版的小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写道：
    文化史研究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取向。不少学者都是就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比如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一种艺术的特色，某一地方的风俗，某种典籍的流传，某一文化区域的变迁，某个学派的兴衰，很少把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整体联系起来。这虽然都是研究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但并不能使人明了文化的整体发展。这样的研究，即使没有文化史这个学科，它也有所归属。也就是说，这些研究都不是文化史研究的特殊要求。这种盲目的零乱的研究状况，说明我们对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现在，我们提出几点粗疏的看法。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1)研究文化作为一种具体的而又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规律；
    (2)研究文化整体内部诸形式的特点，相互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3)研究文化特征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地理因素及其历史过程；
    (4)研究文化整体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实践过程。①
    文化史研究应该去关注文化的整体发展，以说明文化发展的历史道路。笔者关于文化史研究目标和方向、对象和任务的这四点归纳，未必确当，但提出它来，对于克服文化史研究中的盲目、混乱状况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能把它埋在心中，我们的研究就有了自觉的理性目标，文化史研究将会逐渐形成一门有内在逻辑体系的专门性学科。遗憾的是，拙著2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学界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