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红学重要文献李煦诞辰360周年特展”举办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曹雪芹研究》主编、著名红学家张书才先生应邀举办讲座。他从《虚白斋尺牍》的发现到《李煦行乐图》的研究中，重新梳理李煦与康熙的关系。张书才认为，之前大家对李煦与康熙关系的认知，主要是从亲戚关系方面讲得多一些，实际上李煦得到重用跟他本人的才干分不开，“不单是裙带关系”。同时，对于李煦家族最后败落的原因，也提出了新的看法。 【背景】 追随李煦走近红楼 在日前结束的2014匡时秋季拍卖会“古代绘画专场”上，由周道、上睿所绘《李煦行乐图》成为该场的最大亮点。这幅画估价仅在250万至300万元之间，现场竞争却最为激烈。经过半个小时争夺战，《李煦行乐图》最终以1620万元落槌，加上佣金最终成交价为1863万元，超出估价六倍。 此次拍卖令人们将好奇的视线投向李煦这位尘封的历史人物。据匡时副总经理谢晓冬介绍，他在拍卖之际曾亲携这件《李煦行乐图》拜访了红学泰斗冯其庸先生。现年九十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看到《李煦行乐图》后说：“这个卷子对于研究李煦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发现。我第一次看到李煦画像的原作，后面那么多题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李煦是“曹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姑苏织造李煦与江宁织造曹寅都是康熙皇帝的亲信，李煦还将妹妹嫁给了曹寅(曹雪芹祖父)。然而长期以来，对李煦及其家族的研究，主要依靠《李煦奏折》等零星资料。1996年，山东省昌邑县发现一批关于李煦的资料，其中有《虚白斋尺牍》以及两张《李煦行乐图》，但原件当时随即流散。2011年北京曹雪芹学会获知山东昌邑存有李煦《虚白斋尺牍》等资料后，多次组织专家前往考察，并顺利入藏这批文献，同时组织专家笺注出版，将李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本次“红学重要文献——李煦诞辰三百六十周年特展”由三大主题板块构成：第一部分“苏州织造——虚白斋主人李煦”，以李煦与曹寅二人的莫逆之交作为主线展开，同时期创作的诗文雅集与往来交游颂唱出他们率朴的性格;第二部分“图成行乐——清代肖像画与题咏”，则以清代肖像画为题材研究，讲述李煦与江南文士关系;第三部分“说不尽的红楼梦”展示与《红楼梦》有关的众多绝少示人的珍贵文献与档案要物，是近距离接触“红学”的一次良遇。 “流泉声在斯人耳，似证因尘果味身”——这是曹寅在《李煦行乐图》上题诗中的句子。这位当年备受皇帝恩宠的爱臣在提笔时叱咤风云，怎样也不会想到一语成谶。经年之后曹寅自己竟然担当不起主子委派的盐政重任，“病死在工作岗位”。他也不会想到家族近亲加同伴的李煦，不久即遭被放逐的命运，最终冻饿而死在他乡。 也许正是这些先祖们的遭遇化为曹雪芹的创作灵感吧——其实同为沦落人的这位作家，也是以自身的命运重演出历史的幻化。日前，让我们借由《李煦行乐图》展出的机缘聆听红学专家的讲述，在拨开一层层迷雾的同时，也渐渐瞥见“因陈果位”的轮廓。文/本报记者 王岩 画作是伪托？ 三点依据证其真 这幅展出的画现在叫《李煦行乐图》，这个没错，因为画的内容是那样的，可以统称。但是画上的贴笺是“竹村居士小照”，这个竹村居士是不是李煦？再一个这个画是不是后人伪托的？是不是赝品？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应该加以考证，有个明确的答案。 我看过原作后认为是真的，主要根据有三点。 第一点，李煦又字莱嵩，号竹村，这在曹寅、宋荦、杨宾、汪份、沈槱元、梅文鼎等李煦友人的诸多诗文中多有记载。同时，张云章在《修竹清风图记》中还记载了李煦号竹村的来由，他说李煦喜欢竹子，种了很多竹子。康熙南巡住在苏州织造府的时候，就题了“修竹清风”四个大字，制成匾额挂起来了;李煦到苏州出任织造之初，还在郊区渔村买了一块地作为别墅，“种竹成林，结屋数楹，杂村墟间，时一往游，遂自号竹村”。可见李煦在康熙三十二年春出任苏州织造之初，就种竹，爱竹，并自号竹村。 明清时期，在室名别号后面与“居士”、“山人”、“道人”、“主人”等称谓词连用，成为其另一个别号，司空见惯，几成时尚。如宫廷画家、苏州吴县人蒋懋德号竹村，又号竹村居士;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号芹溪，又号芹溪居士。李煦实也如是。 江苏巡抚宋荦在《竹村居士小照》这幅画上的四首题诗，收入他的《绵津山人诗集》、《西陂类稿》时，皆名《题李工部竹村小照四首》，“李工部”就是织造李煦，可以佐证李煦号竹村，又号竹村居士，《竹村居士小照》即《李煦行乐图》的像主就是李煦。 第二点，在为《竹村居士小照》题跋的12人中，曹寅的落款写明“戊寅休禊日奉题为莱嵩先生教粲”，诗中称“竹村应得写头衔”;尤侗题诗原注说“娄关外有渔村，莱公尝构别墅”，汪份题跋中亦称“竹村先生居吴既久”，这些都在实际上点明像主是莱嵩先生、竹村先生、莱公，即李煦。此外，朱彝尊在诗注中还提到“先生曩守明州”，明州是宁波的古称，把李煦曾经做过宁波知府都点出来了。 第三点，再看“写照”、“补图”的两个画家：周道、上睿确确实实是康熙年间以画肖像、山水名世的画家，而且都是苏州织造衙署所在地的苏州人，并与李煦、曹寅的友人多有交集，他们与李煦相识并交往过从，受邀或主动为李煦写照自是情理中事，有这种机缘和必然性。上睿的印章我查到有50多个，其中“目击道存”章与画上的“目击道存”落款章一模一样，不是假造的。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竹村居士小照》手卷确是真品，像主确是苏州织造李煦，无论画图还是题跋真迹，都具有重要的文物收藏价值和史料研究价值。 表妹嫁康熙？ 江湖传言太离谱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说康熙皇帝的密嫔王氏，是李煦的舅表妹，所以康熙对李煦特殊关切，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妥的。两年多前，黄一农教授查见了苏州人沈汉宗撰写的《圣驾阅历河工兼巡南浙惠爱录》，其中记载了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期间贵妃王氏在苏州寻找父母的情况，说是苏州东城王姓机户，有个女儿幼时德性兼优，后至京中，长成得入宫中，受到康熙皇帝宠幸，立为贵妃，生有二位王子。 康熙三十八年南巡，太后降香吴中，王氏陪侍同行，兼访父母消息。三月十四日到达苏州，住在织造府。十五日康熙特召巡抚宋荦进见，着令有司访查。十六日查着，遂率其父母前来见驾，令其父母与贵妃相见。太后闻知赐宴，并赐其父百金、母衣四袭，贵妃别有所赠，康熙着长洲县每年给银养赡。 经考证，此王姓贵妃就是贵人王氏，康熙五十七年封为密嫔。她是苏州王姓机户的女儿，不是李士桢内弟的女儿、李煦的表妹。 李煦的父亲李士桢，本姓姜，是山东昌邑人。明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清兵攻破山东兖州，在攻打昌邑时，将守城抗敌的姜士桢俘虏，带回了辽东沈阳;一说是收养，一说是皇太极钦赐，不管怎么说他是正式过继给了正白旗包衣佐领李西泉为养子，改姓李，归入旗籍，成了旗人。 顺治八年二月，正白旗收归皇帝自将，正白旗包衣也就归隶内务府，成为皇帝的家奴世仆。从此，李家成为内务府属正白旗旗鼓佐领下人，隶正白旗包衣汉军旗籍。内务府三旗包衣，即镶黄旗包衣、正黄旗包衣、正白旗包衣，等级分明。李煦的父亲李士桢不仅原是汉人，而且是被俘入旗、过继给李西泉之后，仍编在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之下，李士桢一家是旗籍包衣汉人。 谈到李煦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重用，有很多说法，我想最主要、最根本的是李煦对主子的忠诚和个人的才干官声。据李煦的幕僚李果记载，“圣祖察其忠纯，岁壬申，命视苏州织造”。就是说，康熙观察李煦忠诚纯正，才在康熙三十一年任命他出任苏州织造。至于李煦的才干官声，从青年到老年，都有史料记载，得到一致的好评。同时，李煦喜欢藏书，积有几万卷;善书法，有宋代书画家米友仁意;有时也挥笔为诗文，泠泠然有爽气。所以，康熙崇信、重用李煦跟他本人的才干分不开，不单是姻戚裙带关系。 无力补亏空？ 人再能干也白搭 单从奏折上看，李煦也好，曹寅也好，对康熙让他们管盐政是那么高兴，感恩戴德。但实际上，李煦一开始就感到身陷茫茫债海，胆战心惊。这在新发现的李煦《虚白斋尺牍》中，有着具体而微的记载和体现。 康熙四十四年八九月间，李煦在第一次任两淮巡盐御史之前写给安徽巡抚刘光美的信中说，弟奉命巡视淮鹾，“既有一百七八十万之岁额在所当征，又有每年应还帑金十余万及带征十五万，完欠俱系考成，丝毫皆关国课，其所肩荷可谓极重。弟虽未经抵任，而中心忧惧。” 康熙四十七年春夏，李煦在二任盐差期间写给堂弟姜焯的信中诉说，“至于阿兄近状，拮据不堪，官欠、私债以数十万计，而且重大差使竟无虚日。茫茫大海，正不知何时得以全身到岸也。” 康熙五十四年春，李煦在《答侯方伯令郎》中表示，“惟是不佞亏欠钱粮数难指屈，所以盐差任满，仍复只手空拳，毫未补益。昨冬进京复命，自拟身家不保。仰荷天恩宽宥，得以稍假补苴，苟全性命。” 康熙五十五年春，李煦在向江西巡抚佟国勷借贷的信中说，去年户部尚书赵申乔参劾弟亏帑五十余万，“但弟于此项之外，尚欠三十余万，司农未奏，主上未知，而目下部檄严提，实无分毫可解;倘再为参劾，恐身家无以保全”。 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李陈常两任盐差期满，李煦亏欠钱粮尚有二十八万八千余两未补，康熙再命李煦接任盐差以亲自赔补，李煦闻命后却一再向亲朋表示：“不佞再荷圣眷，复来两淮，肩司鹾之命，惧覆餗之讥，恐不能副足下梓里戚友冀望，如何!如何!” 由此可见，李煦于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之初便“中心忧惧”，继则在茫茫债海中“不知何时得以全身到岸”，时有“身家不保”、“丧我身命”之虞。显然，《虚白斋尺牍》中的有关信函说明，康熙帝命曹寅、李煦轮任两淮盐差以补亏空，实则“两淮止此商力，多加派之余银，即亏额办之正课”，“名为补库，实仍亏欠”，给曹寅、李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导致了曹李两家由盛而衰，走向败落。 康熙在两江总督噶礼“访查两淮亏欠库银情形折”上批示：“尔这奏的是。皇太子、诸阿哥用曹寅、李煦等银甚多,朕知之甚悉,曹寅、李煦亦没办法。现曹寅尚未到京城,俟到来后,其使库银亏欠与否之处,朕问毕再颁旨于尔。”既然皇太子、诸阿哥用曹寅、李煦等银甚多，也与南巡相关，银子用在了皇家身上，没有入曹寅、李煦的腰包，完全可以宽免，但康熙为了维护皇家颜面和免却“人心疑之”，既不追查，也不宽免，在为曹寅、李煦开脱的同时，加紧了催补亏空的步伐。 从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开始，一再提醒和警示曹寅、李煦：“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 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速(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每闻两淮亏空甚是利害，尔等十分留心。后来被众人笑骂，遗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康熙的这些朱批训诫，已经不仅仅是“留心”、“小心”的提醒了，进而要曹寅、李煦想到“众人笑骂，遗罪子弟”了，可见问题的日趋严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九日曹寅在《奏报两淮盐课余银始末折》中，向主子痛陈“日夜悚懼，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结果第二年七月就在“无资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的“哀鸣”中病逝，留下了三十二万两亏空。 我们之前理解曹、李两家所以被抄家，多归结为雍正夺位，实际上从这些材料客观地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雍正是抄家不假，但康熙晚年倦勤，皇子互相斗争，吏治败坏了，国库也空了，雍正一登基，就必须做到“雍正改元，政治一新”，所以雍正元年惩治的官员就有几十个，不光是贪官，也包括庸官，占着位子不做事的庸官。我觉得我们客观地历史地来认识问题，可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平实、接近历史真实一些。什么曹家是太子党、皇八子党，什么秦可卿是太子的女儿，怎么可能呢？一个皇太子的女儿怎么弄到包衣家去了？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应该客观平实，注重证据，有学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不宜由着性子瞎说，害己误人。 讲述人/张书才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王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