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环球军事》2009年第15期 原题:“海空大战”中诞生的国防部——美国国防部成立时鲜为人知的争斗内幕 2009年8月10日,美国国防部举办隆重的庆祝仪式,庆祝国防部正式成立60周年。然而,鲜为人知的是,60年前美国国防部的成立,却是美军三大军种之间相互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而其中一场名为“海军上将造反”事件更是成为美国国防部诞生的直接“导火索”。那么,在标榜民主和自由、奉行“文官领军”制度的美国,作为军中重臣的海军上将,又缘何会“造反”呢?国防部的诞生又缘何与这一事件相挂钩呢?下面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体味60年前美军内部那场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 冲突的序幕——1947年《国家安全法》 二战后,随着美国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美军过去以海、陆两大独立部门为核心的组织形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新一轮的军事机构改革势在必行。杜鲁门在一篇题为《我们的武装部队必须统一》的文章中,谈到二战的经验和教训时就曾不无感慨地写道,“我们匆忙拼凑的军事机构一直是诱发灾难的原因……为了国家安全,必须建立更为牢固的基础。第一步显然是把陆军和海军统一起来,从而使我们全部的防御和进攻力量处于一个机构和一个权威的、负责的司令部领导之下。”在此背景下,集中力量解决陆海军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解决国防建设上的重复性建设问题,并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机构,来有效统合海、陆两大军事部门,已成为美军各项军事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 1945年10月,一份由陆军主导,以建立统一的军事机构为主要内容的议案提交到国会,而斗争的焦点都主要集中在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的归属问题上。然而,从当时美军三大军种的力量对比来看,陆军和空军由于在二战中发挥了“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也掌握了新一轮国防机构改革的“话语权”。以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为首的陆军,不遗余力地宣传联合的种种好处,希望将海军陆战队归并到陆军中来,组建其自身的两栖作战部队,以进一步强化其在国防机构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特别是在对日作战过程中所起到的“一锤定音”的作用,“寄居”在陆军麾下的陆航部队(空军的前身)已脱胎换骨,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军种”,因此战后狂热的空军分子到处鼓吹组建独立的空军,要求将陆、海军的飞机统一划归空军指挥。陆军与陆航队基于“同宗同源”的情意,在瓜分海军“遗产”,即并购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的问题上,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因此艾森豪威尔等一大批陆军高级将领,都对空军的独立持肯定态度。海军虽然在太平洋战争过程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珍珠港事件的奇耻大辱,战后美国的核垄断优势以及海上战略威胁的严重缺失,再加上陆、空“联盟”的强大压力,这些因素都使得海军在新一轮的国防机构改革中的处境极为尴尬。为宣传空军独立和一体化的种种好处,并报复海军过去在空军独立问题上所设置的重重障碍,特别是海军对“空军之父”比利·米切尔的迫害,空军分子利用其如日中天的影响力,到处极尽可能地贬低海军的作用。空军派的骨干分子——弗兰克·阿姆斯特朗公开要求将海军的功能和作用降低到护航队、运输队和仪仗队的水平,因为海军“将只有几艘航空母舰,它们无论如何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而且很可能会在第一次战斗中被击沉”,因此“海军除提供陆军、空军和地面部队所需的物资外,将别无用途。”首任空军参谋长卡尔·斯帕茨也在公开讲话中攻击海军,使海军派愤怒不已。他指出,“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保留海军?我们保留海军的唯一理由也许是许多国家还保留着海军,但苏联只有一支小海军,或者说简直没有什么海军,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钱浪费在海军上了。” 在陆、空“联盟”的双重压力之下,海军虽然非常清楚统一作战指挥权的意义和道理,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却不得不对此持反对态度,因为海军将领特别担心一体化制度和空军的组建会使其失去海军航空兵和陆战队两大核心兵种,进而损害海军的整体利益,因此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切斯特·尼米兹对一体化构想表示强烈反对。他指出“实践证明,责权分立的两大部是可以按现代战争的要求提供不同的兵种的,因此将陆军部与海军部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部,不但无助而且有害于恰当的分工和有效的使用海上力量。”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大批海军将领和海军派议员都对杜鲁门的议案表示强烈不满,因此在一体化问题上一直不能达成共识。 最后,为平息各大军种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安抚海军的不满情绪,杜鲁门不得不采取折中方案,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首先采纳陆军的意见,成立统一的国防部;其次响应空军活动分子的要求,组建独立的空军,陆海军都不保留陆基飞机;第三支持海军的意见,舰载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将继续留在海军,而且陆战队的编制和任务都保持不变。在此背景下,美军陆、海军部长最终在统一管辖问题上达成协议。1947年7月26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法》,组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军事部(国防部的前身)、空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并建立了由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独立的空军、陆军、海军部组成的国家军事体制。1947年9月15日,曾出任海军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特尔走马上任,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任国防部长。3天后,美国空军正式成立,而为空军独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领军人物斯徒尔特·塞明顿出任首位空军部长。然而,由于1947年《国家安全法》是在各大军种暂时达成妥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与三大军种部的内阁部的级别和地位相比,国家军事部并不是内阁部,它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松散联盟,仅拥有一般的协调权,再加上只拥有少量的工作人员,因此根本就无法充分行使统帅机关的职权,而且该法案并未对各大军种的具体任务和角色分工做出明确规定,这一先天性不足也为战后美军内部爆发一场规模最大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战火重燃——B-36 vs“超级航母” 二战末期,随着核武器的成功研制及其在对日作战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美军认为核武器将成为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杀手锏”,而战略核轰炸也将成为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作战新模式,因此也就使得核武器和新组建的战略空军(SAC)也就成为美军战略部署和军事拨款的优先对象。同时拥有航空兵部队的海、空两大军种为争夺战略空军部队的主导权而展开了一场新的“明争暗斗”。这场斗争的焦点则主要集中在两大军种的武器发展计划上:即海军的CV-58“合众国”号超级航母计划和空军的B-36“飞行武器库”战略轰炸机计划。 海空军之间在各自的支持者的帮助下,运用各自的影响力在一些公开和秘密场合互相攻击和诋毁。以尼米兹为代表的海军认为,“合众国”号对海军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海军在战后装备的第一艘超级航母,该航母具有起降战略轰炸机等大型飞机的能力,因此也是海军在核时代维系自身生存,与空军争夺预算的本钱。以斯徒尔特·塞明顿和柯蒂斯·李梅为代表的空军则认为,美军只需通过发动核空袭就能取得“廉价的胜利”,而不必进行死伤惨重的地面战斗,也不必糜费巨资去兴建机动能力差、生存能力弱的“海上活棺材”——航空母舰,而作为世界上第一种具备洲际远程轰炸能力的战略轰炸机,B-36将取代陈旧的B-29与B-50轰炸机来执行核攻击任务,对保持美国的核优势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必须加紧研发列装部队。 然而,由于国家军事部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所以对两大部的争风吃醋和明争暗斗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制止,再加上战后杜鲁门政府对军费预算进行了大幅压缩,所以两大研发项目不可能同时上马,只能二者选其一,因此这不可避免地使得海、空两大军种之间原本已经剑拔弩张的矛盾再度激化。起初,由于福雷斯特尔曾担任过海军部长,是典型的海军派,所以海军在最初的争夺中占据了上风。CV-58计划顺利通过,并于1949年3月18日在纽波特钮斯开工,海军不少将领不免对此沾沾自喜,但海军高兴的太早了。能说会道的空军部长斯徒尔特·塞明顿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宣传运动,逐步赢得了新闻界、国会和陆军的支持。时任参联会主席的布拉德利也对空军表示支持,认为“动用海军去执行核轰炸任务,只会大大降低空军执行大规模爆发任务的能力和突然性。”世事难料,短短几天后,“合众国”号就因为海军派的失势和空军派的上台而被迫停建并下马。由于对杜鲁门政府削减军费开支政策持反对态度,再加上媒体有关其精神状况不佳的报道不断曝光,福雷斯特尔逐渐失去了杜鲁门的信任,不得不于3月28日被迫辞职,而新任国防部长则由空军派的积极分子路易斯·约翰逊接任,因此海军的“超级航母”计划不可避免地胎死腹中。 “海军上将造反” 1949年4月,新任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上台后,不仅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取消了“超级航母”计划,而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也一再压制海军的要求,大幅削减海军经费,甚至要取消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翰逊指出,“没有理由保留海军和陆战队,因为布拉德利将军告诉我,两栖作战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永远都不会再进行两栖作战,所以没有必要保留海军陆战队。除此之外,空军能做一切海军能做的事,所以也没有必要保留海军。”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番言论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上将造反”(Revolt of the Admirals)事件的导火索。 大批的海军著名将领对此纷纷表示抗议并愤而辞职,而多位海军退役将领、海军有关的政府与企业界人士,以及失掉定单造船厂所在地的官民各界都对杜鲁门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极为愤怒。以丹尼尔·加勒瑞少将为首的海军将领开始在美国国内公开发表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文章和讲话,大肆攻击约翰逊贬低海军的国防政策和空军的B-36轰炸机计划,而加勒瑞更是在一篇题为《不要让他们击沉海军》的文章中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叛乱声明,称约翰逊是“不折不扣的罪犯和恶棍”,要求其立即引咎下台。这在美国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将国会、新闻界、政府、军界搅的满城风雨,一片混乱。随后,以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上将为代表的海军高级将领,又开始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波。 为全力以赴、不择手段地打击空军的B-36轰炸机计划,海军曾任命阿利·伯克秘密组建了一个名为OP-23的特别办公室,主要负责制定争夺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的计划。1949年6月,一份匿名文件不仅记载了登菲尔德等海军高级将领对约翰逊的国防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而且还指控空军部的有关官员和空军高级将领在B-36计划中存在着欺诈舞弊和收受贿赂的不当行为,揭发约翰逊和赛明顿在个人和政治上都得到了飞机制造商老板奥德洛姆的好处,认为空军在飞机竞标阶段存在不正当竞争,并接收了有缺陷的飞机,以损害国防利益为代价来为个人牟利,因此该文件认为,买这种飞机是“十亿美元铸成的大错”。这一指控使空军感到极为愤怒,因为它已对空军军官的荣誉与空军部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国会为此展开一系列听证会,对所谓的“B-36采购舞弊案”进行深入调查。在国会听证会上,空军部长塞明顿与空军参谋长阿瑟·范登堡逐条批驳了雷德福的观点,国会在调查后也认为海军的许多指责缺乏合理性与适当性,是站不住脚的。陆军上将布雷德利也驳斥了海军的指控,并指出海军闹事是一场“公开反对文官领军制度的叛乱”,其实质是“在精神和行动上”抵制美军的统一指挥与统一计划,而“最高指挥机构中争吵不断,就像一滴毒剂滴到酒中,使所有分享者蒙难。”经过深入调查,国会的调查报告指出,“没有一点,哪怕提供一丁点的证据可以证实在B-36轰炸机采购方面有预谋、欺诈、贿赂、仗势欺人或偏袒行为的指控”,并证明海军所提供的“文件”是伪造的,而其背后的始作俑者正是OP-23办公室的副主任约翰·G·格罗姆林上校。该报告也指出,“国防部追求军种‘统一’的力度过大,步伐过快,”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拒绝军种‘联姻’的海军,过于居功自傲的陆军以及有点桀骜不驯的空军,让委员会在国防部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完全支持统一,动机纯净的‘清教徒’。” 最后,这场“海空大战”以海军失信于天下和空军的大胜而告终:B-36计划继续进行,海军的“超级航母”计划却被迫下马,而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也将美军内部这场历时数月,几经起伏的军种争斗戏称为“海军上将造反”事件。“海军上将造反”事件,不仅令美国上下感到震惊,而且也使美国政府高层意识到强化国防部权威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1949年8月10日又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将结构松散的“国家军事部”更名为“国防部”,使其升级为内阁部,并进一步强化了国防部长的权力,将陆、海、空三大军种部的级别由内阁部降为国防部的直属部,军种部长不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的成员。此外,为了限制军种间的竞争,经国会批准设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作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由军队高级将领担任,而这也奠定美国现代国防统帅体制的基础。 无言的结局 最后,海军在这场斗争中成为彻底的失败者:海军部长沙利文引咎辞职;海军作战部长登非尔德被迫“提前退休”;加勒瑞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彻底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杜鲁门也不顾海军将领的强烈反对而挑选了碌碌无为的“老好人”马修斯以及更为听话的福雷斯特·谢尔曼,分别出任海军部长和作战部长;海军部长出身的前任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也由于愈演愈烈的军种斗争所导致的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虽然这些海军高官的个人结局并不太好,但是他们也因在这场斗争中为维护海军的生存和荣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前程,而被海军奉为英雄。“超级航母”计划夭折后,美国国会为了安抚海军的情绪,决定为海军建造一艘小一点的航母,而这艘航母就被命名为“福雷斯特尔”号。此外,“海军上将造反”事件虽以海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海军陆战队随后所打的一场“反击战”也令海军找回了点面子。1950年8月,在国会中海军派的强大压力下,杜鲁门政府最终被迫同意在参联会中设立陆战队的代表。尽管海军陆战队仍属于海军部管辖,但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有了一席之地,因此也成为可与陆、海、空三军平起平坐的第四大军种。 与此同时,“海军造反事件”中的另一主角,空军派分子的国防部长约翰逊也因其对待海军的做法过于蛮横和强硬而吃到了恶果。“海军上将造反”事件之后,作为约翰逊的顶头上司,杜鲁门在国会、政府和军队中也是人心失尽、颜面扫地,因此也逐渐失去了对约翰逊的信任。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使我开始相信波特马克狂热症和一种病态已经使路易斯表现出企图驾驶整个政府的精神紊乱的、自私自大的心态,因为他冒犯了内阁中的每个人……从不放过一切机会说我身边人的坏话。”国务卿艾奇逊也在回忆录中称约翰逊的行为“非常可恶,仅用咒骂的话已经远远不够了。”布拉德利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杜鲁门在无意中任用了一个精神病人接替了另一个精神病人。”由于约翰逊对海军打压过猛,使得海军在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没有足够的舰艇来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一年之后,1950年8月,杜鲁门解除了约翰逊的职务,并任命行事低调、平衡稳健而且在军中威望极高的乔治·马歇尔担任新任国防部长。至此,这场搅得满城风雨、闹得沸沸扬扬的“海军上将造反”事件才最终划上句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