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下奉文“马来之虎”的名头，在二战中一度让盟军闻之色变 争风吃醋的同学 日本的陆军军官培训体系，基本是照抄德国。完整的陆军军官教育流程为13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再考入陆军大学校（简称陆大）。 从1890年开始，日本陆军已经基本建立起这三级教育体系，随后各级学校的名称曾多次变化，但是定位基本没变。即陆军幼年学校相当于中学，也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用来培养军官，而陆军大学校负责培养参谋及高级将领。 因此，除陆大以外的日军军校，基本上归陆军教育总监部和陆军省管理，唯独陆大由参谋本部直接管理（实际上，中野学校因为其特殊定位，也归参谋本部直管）。 由此可见，对日军中的将领而言，陆士和陆大的出身，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正是因为日本人太过重视“出身”，所以围绕陆士和陆大，在日本陆军内部惹出了无数的争端。 首先，是进入陆士之前的经历问题。从明治年间开始，陆士中的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与普通中学毕业后考取陆士的学生之间，就屡屡发生摩擦。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为了提高身价，将自己称为“Cadet”，即“候补军官”，甚至在签名时，都要以“C.”起头。普通中学毕业生，则被蔑称为“D”。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恩赐”又成为毕业生们彼此记恨的主要原因。从明治天皇开始，日本皇室始终重视教育。为了体现这种重视，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恩赐品”。在恩赐品中，发放最多的是银怀表。 当时日本帝国大学、学习院、商船学校、陆士和陆军骑兵学校毕业生中的优秀者，都会得到天皇恩赐的银怀表。在日军的军校，恩赐一般授予毕业生的头两名。除了银怀表外，各军校优等毕业生还会受到诸如“军刀”“指挥刀”“望远镜”和“短剑”等恩赐品。 毕业生从天皇或侍从武官手中接过恩赐品本身，就是莫大荣誉，这些优等生在进入军队后，就算是拿到望远镜，会被称为“银怀表组”或“军刀组”，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其实，光是陆大本身，就足够让大部分日军军官心生嫉妒。在1936年之前，陆大有专门的椭圆形毕业纪念章。但由于陆大学生以此拉帮结派，惹得普通军官将陆大学生称为“天保钱组”（纪念章形状像日本天保时期流通的天保通宝），最终日本陆军干脆取消了陆大毕业纪念章。 说起来，东条英机和山下二人，虽然同属“天保钱组”，却都不算是军刀组，但山下本身是陆大的优等生，东条的学习成绩却始终不怎么样。但是东条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他出身军人世家，虽然自己脑子不够使，但却有一位陆大军刀组的父亲（东条英教与秋山好古同一期毕业，毕业时成绩为陆大第一期第一名），因此在陆军中仕途一帆风顺。 此外，东条作为东京的世家子弟，自身的政治嗅觉和手腕也要远强于山下。据说二人最初的矛盾就缘于出身和能力的巨大差异。 另一位把山下奉文坑得七窍生烟之人辻政信，在日本陆军教育体系中的表现，则称得上是出类拔萃。辻政信在陆士毕业时，拿到银怀表，1928年陆大毕业时又得到了恩赐军刀。但是这位好学生在日本陆军中的表现一直以坑人闻名。 在陆士学习期间，就曾经向东条英机告密，惹出了“陆军士官学校事件”，把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大将拉下马来。随后在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辻政信再次表演自己眼高手低的特点，葬送了关东军第23师团。 事后，他为了保住自己，逼迫幸存的第23师团官兵自杀，自己却在高层庇护下，躲回参谋本部，并且很快升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在马来战役中，辻政信在善战的山下奉文手下担任参谋，因为不敢对山下指手画脚，干脆躲到第一线部队去摆官架子，惹得山下奉文在日记中大发牢骚。当英美盟军投降后，辻政信又力主屠杀华侨，并且亲自制定屠杀计划。 但是让人无奈的是，即便辻政信罪孽深重，他却没有落得山下奉文这样的下场，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了日本参议院议员的职务。  年轻时的石原莞尔 上蹿下跳的参谋 为什么日军之中会有诸多像辻政信和石原莞尔这样，天下闻名却眼高手低，上蹿下跳却仅为参谋的人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日本军事教育自身的问题，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军事体系中封建残余太多的缘故。 日本的军事教育体系，重视战术和素质养成。这本是好事。但由于日本陆军在文化和体系上，同时向法德两国学习，结果日军的军事教育，即像德国陆军一样，重视图上兵棋推演，又像法国陆军一般，热衷让军校学员掺和国内政治。 兵棋推演本是相当好的一种军事教育和指挥工具，但是这套体系需要不断根据现实情况，对推演规则和各种数据进行修正，这恰恰是对技术发展并不敏感的日本陆军最不擅长的。 例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尔，分别略通机械化战术和机关枪使用，结果竟然被吹捧为日军中的“技术型将领”。 正因如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陆军的图上兵棋推演开始流于纸上谈兵，与欧美苏各国军队的实际相差越来越远。不过，由于大量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日本军官又大量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因此日军在兵棋推演中对中国军队的判断和认识，始终相当准确。 本来，日本的军事教育也很强调参谋旅行，这是增进见识，修正误解的好机会。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军军官的参谋旅行大多是围绕兵地要志展开，很少潜下心来了解其他国家军队体系建设成果。 个别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尔，能够在担任驻外武官时学习一些欧洲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但更多的军官，则是像东条英机一样，把参谋旅行和驻外任务当作一个拉帮结派的好机会。 日军参谋上蹿下跳却没有好名声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建立新军开始，就在军队中大量保留封建残余。这种封建残余，首先是士族在军队中享有崇高地位。 在幕末的倒幕战争中，新政府军征讨日本东北地方的部队，都是由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等倒幕强藩部队编成的。但由于倒幕强藩要拿天皇作为大义名分，所以各部队的总指挥，即东征大总督府的总督，由丝毫不懂军事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及仁和寺宫嘉彰亲王担任。 而大村益次郎、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强藩大佬，只能以“下参谋”（参谋的职务都由皇族担任）身份来行使实际指挥的职责。这基本可以认为是日本陆军中参谋架空主帅的滥觞。 当然，有些情况下参谋上蹿下跳乃至发号施令，并不是代表主帅没有主见。日本在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下属为上级承担责任的体系。在决策时，上级仅是对下属意见表示首肯，事成之后，上下一起享受成果，失败时则由下属来单独负责。 早在日本战国时期，山本勘助等一批“怀刀”（日本人对参谋和军事的一种隐晦提法）就不断跟自己的上级一唱一和，用类似“演双簧”的方式，来形成决议。 久而久之，这种倾向和日本封建社会遗留的重视“年功序列”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几乎固定的决策体系，即一群所谓参谋各抒己见，最后强势者压服其他人。而真正的决策者上级，冷眼旁观，视自身的需要选择是否首肯参谋吵出来的“公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