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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筹备， 避免“礼多人也怪”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礼多人不怪”，但这句话也并非百试不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还缺乏外交经验，送礼也送出过问题。 1953年，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曾送给匈部长会议主席拉科西一些礼品，其中有一株象牙白菜。拉科西夫妇视之为非常珍贵的礼品，异常爱惜，向贵客展示时都小心轻放在地毯上，生怕摔坏了。但后来不少代表团到匈牙利，都带来类似的礼品，因此“匈牙利的同志也就感觉很平常了”。其他如景泰蓝、丝织风景画、刺绣、绸料等，“有些匈方的负责同志已得到类似的礼品不下四五份、六七份，甚至更多。” 鉴于这些问题，驻匈牙利使馆建议：出国代表团的礼品最好有计划地统一于一定的专门机构进行准备，根据代表团的性质、任务、成员身份和准备送礼的对象而有所选择和区别；礼品应尽可能简化，选择有纪念性质和富有宣传效果的为好，如锦旗、丝织或刺绣领袖像、年画、照片、画册和书籍等；成员身份不高的一般代表团不必带贵重礼品，只须带些小的手工艺品和明信片作为临时性的赠礼即可。 可见，“送礼”也是在外交活动中慢慢摸索出规律的。鲁培新和吴德广就给记者讲述了两人共同经历的一次效果非常圆满的“送礼”。 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这次活动意义重大，为准备赠礼方案，吴德广和鲁培新等相关人员绞尽脑汁。考虑到不少老一代日本政治家对中国文化造诣颇高，于是他们向部领导建议，一是请我国一些著名国画家画些国画；二是请篆刻家为每位首相刻一枚印章。两件礼品既贵重，又高雅。这个建议得到了江泽民的肯定。 4月8日早8时，江泽民总书记在日本迎宾馆和风别馆，邀请福田赳夫、铃木善幸等六位日本前首相共进早餐。他们都是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早餐会上，江泽民向各位前首相赠送了画和印章，并和他们逐一打开名作欣赏，印章上刻着的是首相们的中文名字。这些特意准备的精心之作，让前首相们兴奋不已，赞叹其艺术价值甚高。鲁培新还记得，田中角荣因患中风，行走不便，说话也很困难。江泽民亲自前往他的住所看望，并赠送了画和印章，让田中非常激动，热泪盈眶。鲁培新和吴德广都肯定这次送礼的效果非常好，为江总书记的访日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国礼怎么送？ 大有讲究 送礼大有讲究，从1950年12月7日至1951年1月10日，外交部一连制定了“新年及圣诞节收授礼品及祝贺办法”、“收授私人礼物原则及办法”共三个内部规章，通报各驻外使领馆和“外交部各单位干部”。 吴德广表示，他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首先要重视国礼的政治意义。三位“老礼宾”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件“好礼”，看来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1995年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时，江泽民主席向联合国赠送的“世纪宝鼎”。这尊高2.1米、鼎座高0.5米的巨鼎被安放在联合国大厦北花园的草坪上，既展现了中华古文化的源远流长，也象征了团结、统一和权威。杨鹤熊风趣地提到，“鼎”还谐音“顶”，“顶中国嘛”。这件国礼大气厚重，意义深远。其次是尊重各国的礼俗，送礼要注意他国的种种禁忌。比如向伊斯兰教国家赠礼，禁忌赠送酒类礼品，尤其是烈性酒。 鲁培新也概括了送礼中的三个误区。一是避免送礼过多，你送我也送，太重复。二是日常外交活动中，避免太贵重的礼物。每个国家都有规定，达到多少价值的东西都要上交，实际上受赠对象本人也拿不到礼品，倒不如送一些有意义的或者是实用的东西。三是忌讳体积过大。尤其对一些来访的外宾来说，太大件的礼品也不方便携带。 归根结底一句话：外交无小事，送礼有学问。 (责任编辑：admin) |